1944年，周作人借用“本来是劝人谨慎”的俗语“开一头门，多一些风”，来“劝现代的青年朋友，有机会多学点外国文”，并解释说“学一种外国语有如多开一面门窗，可以放进风日，也可以眺望景色”。①这里颇有一点夫子自道的况味。周氏一生用心学过的外语有四种：英语、日语、古希腊语和世界语。尽管由英语译出的文字在他的翻译作品中仅约占五分之一的比重②，但英文阅读却是周作人“杂学”构成最重要的根基。他自我盘点，称其杂学“大部分是从外国得来的，以英文与日本文为媒介”，“大抵从西洋来的属于知的方面，从日本来的属于情的方面为多，对于我却是一样的有益处”；但在由20篇文章组成的《我的杂学》内部，有9篇谈的是来自英文的影响，日文方面只有4篇。③然而，学界目前对周作人英语方面的了解不甚清晰，一般只是依据他零星的自述来简要介绍，有时容易基于他的翻译成就而加以想象性的发挥。实际上，周作人日记及文章留下了诸多可供考索的材料，特别是其英语习得的过程，倘若回归原生语境中加以钩沉，不难得其大体。这对深入把握周作人的学堂生活及早期思想与翻译皆大有裨益。 笔者曾梳理过周作人于江南水师学堂前四学期学习英语的情形，介绍了他所用的教科书，辨析了回忆录里的误忆，并结合其译作《侠女奴》讨论了晚清学堂的英语教学对翻译活动的影响。④本文将在此基础上，扩展史料的范围，深入发掘其阅读资源，并突出自修的维度，以期更为全面地掌握周作人英语习得的情况，由此考察江南水师学堂之于“原周作人”的肇基作用，兼及清理其日记和自述中的若干难解之处，最后延伸到对史料问题的讨论。 一、情有独钟的《商务书馆华英字典》 1922年，周作人在《学校生活的一页》里回忆“字典也只发给一本商务印书馆的‘华英字典’，(还有一本那泰耳英文字典)”⑤。但实际上，江南水师学堂时期的周作人至少还用到了《英字指南》和《新译英和辞典》。四者中，屡屡出现在周作人自述的是“华英字典”，至少有七处；文字上多有交叠，撮要如下： 于我们读英文有点用处的，只是一册商务印书馆的《华英字典》，本是英语用汉文注释，名字却叫做“华英”……我们所领到的大约还是初版所印，用薄纸单面印刷。⑥ 参考书是考贝纸印的《华英字典》，其幼稚可想，此外西文还有什么可看的书全不知道。⑦ 中国人学英文在东亚算最早，邝其照编的一本字典，还颠倒地叫作《华英字典》，据说日本福泽谕吉学英文时，就是利用这本书的，可以够得上说是东洋第一册英文字典了吧。⑧ 或许手头无书不能查考⑨，这些回忆里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该书全名应是《商务书馆华英字典》，双面铅印。其序称：“前邝其照曾辑有《华英字典》……本局心焉惜之用，特延聘通人，重行译著，更广为搜罗而增益之，补其不逮，蔚为大观。原书约二万余字，又为之增入二万余字。”⑩可知《商务书馆华英字典》并非邝其照编成，而是在其基础上的增补本；福泽谕吉倘有利用，也当是邝其照1868年辑出的《字典集成》。(11) 尽管周作人后来追说《商务书馆华英字典》“幼稚”，却也承认当时“于我们读英文有点用处”。这认可实是与教师课堂讲授相对照而言的。他说：“如说英文吧，从副额时由赵老师奚老师教起，二班是汤老师，头班是郑老师……他们并没有教我怎么看英文……因为学堂里教英文也正是那么麻胡的。”周作人还称其英语习得“正如我们能读或写国文，也不是哪一个先生教会的一样”。(12)这里强调了自修的意义：教师讲授无甚价值，“有点用处”的只是一册字典，而字典显系自修的范畴。 平心而论，江南水师学堂的英语教学固然乏善可陈，但清末新政时期，中国英语教学体系已逐步建立。(13)从周作人日记来看，洋文馆的日常授课有条不紊，以“风行宇内，凡中外之书院学堂皆借以教授生徒，均称便益”(14)的商务印书馆《华英初阶》《华英进阶》作为教科书，阶段性的分项考察设计合理，口试笔试兼顾，并择优奖励；且周作人对英语课一直较有热情，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如此日复一日的课上讲授、课下练习以及定期考试等培养机制的促动显然形构了周作人英语习得的基本盘。(15) 那如何理解周氏几乎全盘否定的态度呢？从主观上看是一种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倒影。癸卯年(1903)四月初三日记载：“今此间所用读本、文法各书，皆印度本，殊不可解，殆自居于印度耶？”(16)所谓“印度本”，即江南水师学堂教科书《华英初阶》《华英进阶》等，是西方人为印度所编课本。而近代中国知识界对曾经绚烂至极的古文明如今沦为殖民地的印度，有着强烈的共情心理。在“举印度事警中国”的驱动下，晚清士人向“亡国灭种”危机意识弥散的国人揭示了一个衰亡的“印度”；周作人当时熟读的《盛世危言》及心向往之的梁启超的著述中，多有这方面的内容。(17)且时人批评印度人在殖民政府的管控下“觍颜苟活”的奴性，正是此期周作人日记中反复笔伐的对象。(18)虽说后来这种民族主义的躁动归于沉寂，但他对所用教科书或已形成了不良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