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王瑶先生1985年提出“真正用历史总结的态度来系统地研究现代文学的，应该说始于朱自清先生。他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在清华大学等校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的讲义，后来整理发表题为《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创性著作”①。这一著名论断以来，学界已基本形成以1929年春季学期朱自清先生在清华大学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作为中国新文学学科起点的共识。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在艰难曲折中跋涉前进的”，中国新文学学科的诞生也并非一蹴而就。在清华大学正式提出“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②的建系宗旨并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之前，亦有多所学校进行过开设新文学课程和建设新文学学科的尝试与探索，如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武昌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复旦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大夏大学等③。在上述高校中，无论是以事实开设新文学课程的时间之早或是以“中国新文学”作为学科建制的时间之早为标准，抑或是以开设新文学课程的数量之多及对其他高校的引导与示范作用为标准，最为突出的都属燕京大学。另外，由于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系杨振声对清华大学国文系进行改革的产物，而杨氏的改革，又与其在燕京大学的任教活动有着密切的关联。基于上述原因，笔者将燕京大学1922-1929年的相关探索视为1929年新文学学科正式诞生前的滥觞期。提出这一观点，其目的并不在于要为某一大学“正名”或是在关于“最早开设新文学课程的大学是哪一所”的商榷中声援哪一方，只是希望通过对第一手史料的开掘，为将新文学学科史前阶段的混沌面貌逐渐清晰化做出些微的努力。 一 1922年：燕京大学与中国新文学课程的开设起点 随着对中国新文学学科化进程的研究逐渐深入，新文学的学科起点问题或者说“究竟哪所大学是国内最早开设新文学课程的大学”的问题也在学界引起了相当的关注与讨论。2010年，张传敏先生在其专著《民国时期的大学新文学课程研究》中提出了“1922年燕京大学说”，称“周作人很可能是民国时期在大学里讲授新文学课程的第一人。1922年7月，周作人在燕京大学开设了‘国语文’、‘文学通论’、‘习作和讨论’等课程”④；复旦大学胡楠在其2014年提交的硕士学位论文《周作人与新文学的学院化：1917-1937》中亦持此观点，认为“周作人之任教燕京大学，是最早的在大学中开设新文学相关课程的记录”⑤。2016年11月，李占京先生则发表《新文学课程在民国大学开设的时间问题及其他——兼与张传敏等人商榷》主张“1922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说”并对“燕京大学说”提出了质疑，其依据是“1922年下半年至1923年年初，周作人有没有讲授新文学内容，由于现在还缺乏相关史料支撑，暂时还无法确认”⑥。李文发表后，张传敏先生亦撰文《周作人在燕京大学的任职以及其他几个问题》提出了对“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说”的质疑并重申了“最早实际开设新文学课程的民国时期大学还是燕京大学”⑦的观点。 新文学的学科起点不仅关乎新文学自身的知识生产问题，同时也涉及新旧文学力量的此消彼长及文学教育与大学体制的相互博弈问题，任何新观点的提出和新材料的发现，都利于将对该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所以上述争鸣文章的出现，对于新文学学科起点问题的探讨，是颇足令人欣喜的现象。当然，由于原始资料散佚较多，两种说法也确乎存在相当的或然性。对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说”，因有北京大学1921年10月公告中“拟随时增设”的“新诗歌之研究”“新戏剧之研究”“新小说之研究”⑧三门课程事实并未开出的先例在前，在缺乏任课教师、授课内容及学生修习记录等相关史料支撑的情况下，仅依据《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组织大纲、学则概要、学科一览及课程标准》(民国11年度)公布的“新小说作法”“新戏曲作法”“新诗歌作法”的课程名称即认定该校是“最早开设新文学课程的高校”的确存在相当的风险。更何况，既然“三门新文学课程”均在“第六年上学期”⑨开设，那么其在1922年课程公布当年即开出的可能性就非常有限(当然也并非不可能，但是需要其他年度的课程资料等相关材料的支撑)。倒是按照规定在a-d学期(即1-4学期)开设的“选文丙现代文”⑩，在1922年秋季学期开出的可能性相当大。但目前能够找到的材料仅为这一课程名称，尚有待于进一步开掘相关材料进行相应的“证实”或“证伪”工作。对于“燕京大学说”，张传敏先生的观点有相应的授课教师、授课内容做支撑，但这些材料主要来自当事人的回忆录和后人整理的年谱材料，在缺乏第一手原始资料的情况下，亦不免给人证据不足之嫌。况且，从逻辑上讲，既然两种说法都将新文学课程的起点确立为1922年秋季学期，所以不论哪所学校在这一时间事实开设了新文学课程，都不影响另一所学校同时开设新文学课程的可能性存在。因而，与其将重心聚焦在对“第一所开设新文学课程的大学是北京高等师范而不是燕京大学”或“第一所开设新文学课程的大学是燕京大学而不是北京高等师范”的论争上，倒不如搁置争议“大胆假设”两校均在该年讲授了新文学课程，然后再进一步开掘史料“小心求证”课程开设的具体情形。如此，既可使新文学课程的开设起点与主体问题自然浮出水面，亦能使新文学学科之始的混沌面貌得到较清晰的呈现。由于笔者目力有限，对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的新文学课程开设情况尚未发现更有价值的材料；而对于燕京大学1922年的新文学课程情况，因之前撰写相关论文时(11)对该问题有着较多的涉猎，故在此不揣浅陋，就前人未曾说清的一些问题进行补充性的考辨与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