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673-5161(2019)06-0031-13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一、埃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及其成因 自1952年法鲁克王朝被推翻以来，埃及的共和国时代历经多次政治剧变。从纳赛尔领导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时期、萨达特领导的“经济开放”和解除党禁时期，到穆巴拉克领导的有限多党体制时期，再到“阿拉伯之春”后短暂的多党民主竞争时期，不同时期埃及的政治格局和政府形态结构各异，国内的极端主义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作为具有强大动员能力的社会运动，伊斯兰极端主义武装长期以来一直是埃及政府最主要的国内安全威胁。① (一)埃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 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是埃及最具影响力的伊斯兰主义组织。尽管该组织在官方声明中一直强调使用和平手段，但其长期与政治暴力甚至暴力“圣战”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臭名昭著的极端分子也曾声称受到过穆兄会思想的启发和影响。穆兄会的内部分歧往往导致该组织分裂出持不同话语和策略的暴力分支。从理论渊源来看，20世纪后期以来，穆兄会极端主义和暴力行动的理论来自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库特布在其代表作《路标》中指出，西方的影响和“蒙昧主义”是制约伊斯兰社会实现进步的主要障碍②，这些障碍必须通过“圣战”手段加以清除，“圣战”分为广义的个人奋斗和狭义的“武装斗争”。③穆兄会在不同历史时期采用过武装“圣战”和政治暴力的策略，在1981年萨达特遇刺后，穆兄会的暴力活动曾达到顶峰。在库特布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穆兄会年轻成员对埃及政府的打压持不满态度，这直接导致他们与该组织的其他成员产生矛盾，甚至转而出走穆兄会，加入更加激进的武装组织。④ 伊斯兰极端组织是指在意识形态上反对现行国家体制，试图以暴力手段实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的伊斯兰主义组织。穆兄会在纳赛尔时期长期受到打压，主要成员在被释放后转变了武装斗争的激进策略，而是以和平手段开展政治活动。⑤20世纪70年代，一批伊斯兰主义者发起成立了数个极端化的武装组织，其中以“伊斯兰团”(Islamic Group)和“伊斯兰圣战”(Islamic Jihad)最具代表性。在20世纪90年代埃及的官方语境中，伊斯兰极端组织被定义为从事武装叛乱和暗杀行动的暴力极端组织，但其分支组织也可能从事社会服务和宣教活动等非暴力行为。1981年，时任埃及总统萨达特在纪念十月战争的阅兵式上被“伊斯兰圣战”组织成员伊斯坦布利刺杀，埃及各地随后爆发了不同规模的极端组织武装叛乱。穆巴拉克上台后通过各种手段暂时平息了地方叛乱，但未遏制住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蔓延势头。20世纪90年代，极端主义在埃及出现激化态势。1992年至1997年间，大量政府官员、游客、学者和基督徒受到伊斯兰极端组织的袭击，约1,300人因此而丧生。⑥ 自2013年7月埃及穆尔西政权被推翻以来，埃及经历了自1952年独立以来最严重的极端主义浪潮。2013年7月3日至2014年1月31日间，埃及国内有281人因极端组织的暴恐袭击而身亡，其中包括224名官兵和57名平民。至2014年2月28日，埃及境内共发生了180起极端主义事件，极端分子的死亡人数也因埃及军方的反恐行动而上升，仅2014年2月西奈半岛就有56名极端主义分子被军方击毙。⑦总的来看，20世纪90年代和2011年“一·二五革命”后，埃及国内经历了两波极端主义高潮，埃及政府在这两个时期的去极端化政策颇具代表性。 (二)埃及极端主义兴起的因素 理解极端化的成因，是打击和预防极端主义的关键。美国国际援助署将极端主义兴起的成因分为“推动”因素和“拉动”因素。其中，“推动”因素是指使整个环境有利于极端主义滋生，包括教育缺失、低就业率、贫困、边缘化人群的存在和低效治理等结构性因素；“拉动”因素主要指促使个人倾向于暴力极端主义的外部诱因。⑧在埃及的语境中，“推动”因素主要表现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拉动”因素则表现为跨国极端主义思想和组织的宣传与引导。 1.埃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推动”因素——社会经济困境 社会经济论的解释普遍认为，极端主义的兴起与物质贫困和缺乏社会正义有关。⑨作为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埃及各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很多地区缺乏清洁水源、教育和健康保障等基本的公共服务。发展失衡导致不满社会贫富分化的民众数量增加，而居住在城市的社会边缘群体最容易被动员起来。⑩英国学者多曼(W.J.Dorman)认为，埃及政府长期疏于关注首都开罗的贫民窟现象，其在经济社会上的无序状况为奉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武装分子提供了建立“国中之国”的完美土壤。(11)法国学者吉尔·凯佩尔(Gilles Kepel)指出，在1981年萨达特遇刺后被捕的武装分子大部分都居住在开罗城市边缘的定居点。(12)在开罗的贫民区中，伊斯兰极端分子尝试建立自成一体的小社会。“伊斯兰团”的社会工作委员会向居民提供社会服务，“巡夜人”负责保护街道安全，“调解委员会”负责仲裁邻里争端。极端分子以贫民区为试验田，试图对埃及社会进行所谓的“道德化”改造。他们不仅在当地禁止酒精和光碟，还强制要求妇女佩戴面纱。(13)1992年“伊斯兰团”公开宣布在西穆尼拉区成立“伊姆巴巴伊斯兰共和国”(Islamic Republic of Imbaba)，同年12月，1.8万名埃及准军事警察包围西穆尼拉区的“伊斯兰团”武装分子，由此开启了20世纪90年代伊斯兰极端分子在埃及全境的大规模武装叛乱活动。(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