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4年5月至2019年5月，莫迪执掌印度内阁完成第一届总理任期。在此期间，印度外交政策的调整成为国际关系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术界主要从国际体系层次和个人层次分析印度外交政策调整的原因。①其核心观点可以归纳为：莫迪政府在新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战略格局的压力下，重新审视周边、印太地区和全球战略环境，加之莫迪个人的政治魅力和强硬的个性，印度外交战略、外交政策和外交策略随之进行了调整。②可以肯定地说，这些研究具有相当的解释力。由于“在民主政治体制下，国内制约因素影响并常常决定着国家对外部世界的反应”，③而且自独立以来，印度每个阶段的政治发展都会对印度经济、印度政治和印度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进而进一步影响印度外交政策，因此从印度政治发展的视角入手，探讨印度莫迪政府第一任期外交政策调整的根本动因，可能更有说服力。④如果政治发展确实和印度外交政策的调整存在着密切的逻辑关系，那么，2019年5月30日组成的莫迪新内阁，其外交政策的未来走向会呈现一定程度的内在规律。而且，把握印度外交政策的未来走向对于我们从深层次理解未来的中印关系是大有裨益的。基于上述认识，本文首先从一般意义上探讨印度政治发展与其外交政策调整的逻辑关系，然后分析印度政治发展可能产生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影响，最后对印度外交政策的未来走向进行预测。 一、政治发展与外交政策调整的逻辑关系 中西方学者对政治发展的理解是不一致的。简单地说，西方学者以西方的价值观为基础，把发展中国家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化界定为政治发展；⑤而中国学者则把人类政治朝着合理化方向发展定义为政治发展。⑥本文认为，政治发展至少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要素，即政治发展的行为主体，政治发展的内容和政治发展的目标。因此，本文所指的政治发展既包括政府形式的变化，也包括民众政治参与水平的提高，还包括政治秩序的不断调整或变革。其中，政府形式的变化是政治发展的基础，民众政治参与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良好的政治秩序为其他一切方面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总体上说，政治发展与外交政策调整之间的逻辑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一国的政治发展推动着该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政府形式变化的主要表现是宪政结构中关于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之间关系的规定。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指出，宪政结构中关于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之间关系的规定，对一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最大。⑦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之间的关系表明谁在制定外交政策，民众政治参与水平表明谁在对外交政策的制定施加影响，政治秩序的不断调整或变革则表明国家发展战略因循制度化轨道稳定有序进行。因此，一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参与者和国家战略的变化必然导致一国外交政策的相应调整。 从当代印度外交史看，政治发展引起印度外交政策调整的现象确实存在。概要地说，要么是上述政治发展内涵的三个要素合力影响外交政策的调整，要么是其中一个要素影响外交政策的调整。 从1947年至2014年，印度外交政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调整变化。第一阶段是从印度独立后不久到1962年。这一阶段，国大党体系的政治稳定、追求国家主导的社会主义经济以及尼赫鲁本人对国大党和政府的领导，⑧为印度独立后推行具有理想化色彩的不结盟政策提供了政治前提。这一政策在1962年至1991年之间逐渐发生变化。拉贾·莫汉(Raja Mohan)曾经评论道，“国大党内部的分裂和左翼民粹主义民主体制的实行促使印度从‘不结盟’逐渐调整为建立与俄罗斯领导的东方阵营的天然盟友政策。”⑨随着印度国大党体系的崩溃，改革的压力以及多党联合政府的建立，“不结盟”和“不结盟运动”不再占据冷战后印度外交政策的中心位置。⑩ 第二，一国所选择的政治发展目标，影响其外交空间的拓展和国家利益的实现。由于各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不同，历史传统和其所处的国际环境迥异，各个国家政治发展的目标也不同。(11)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治发展目标也有很大差异。一般情况下，一国选择了适合本国的政治发展目标，不仅可以拓展其外交空间，而且进一步扩大其国家利益；反之，则会缩减其外交空间，损害其国家利益。冷战前后印度对政治发展目标的选择为此提供了坚实的佐证。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印度的政治格局以不稳定为标志。在这一时期，印度在两年内相继成立了三个多党联合政府。先是人民党在印度人民党、印度共产党等政党的支持下，组成了国民阵线联合政府；接着，在国大党的外部支持下，建立了以钱德拉·谢卡尔(Chandra Shekhar)领导的少数派政府；(12)拉奥政府也是左翼政党从外部支持国大党而形成的弱势政府。(13)在这种政治格局下，执政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调试好政治发展过程中民主与效率的矛盾问题。然而，无论是维·普·辛格(Vishwanath Pratap Singh)，还是钱德拉·谢卡尔，都没有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不仅如此，执政者还推出民粹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导致政治危机更加严重。(14)因此，在两位总理在任期间，印度没有提出影响比较深远的外交政策，印度对外关系也没有取得较大的进展。 相比较而言，拉奥政府同样面临着处理民主和效率关系的艰巨任务。面对经济脱轨的严峻形势，拉奥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使脱轨的经济回到正轨，借此恢复政治稳定。在国内形势稳定的前提下，拉奥在1994年访问新加坡时首次提出了著名的“东向政策(Look East)”。“东向政策”虽然没有达到设计者的预期成果，但通过这一政策，印度加强了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关系，提升了与东南亚国家的战略互动，促进了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联系。(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