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干预是冷战后解决冲突的一个重要手段。从最宽泛的意义上来说，只要一国的内部事务受到来自国外的影响和介入，都被称作“干预”，因而“干预”的概念具有多重性。冷战结束以后，族群冲突一度使国际社会面临巨大挑战。当前，这种挑战依然存在，并未消解，成为影响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挑战既有规范性层面的，也有行动层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规范性挑战就是如何把保护少数人权利的机制与国家治理的策略和原则结合起来，另一个规范性挑战就是如何应对族裔群体建立主权国家的要求。当然，学界和政界对此尚难以达成国际共识。更为重要的是，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族群的政治要求可能永远无法得到满足，这是历史和现实国际政治秩序决定的。因此，族群冲突持续发生，尚无休眠迹象，冲突带来的一些令人无法接受的后果则摆在国际社会面前，例如暴力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及其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难民流，以及冲突中外部国家的干预和反干预导致的战争升级和外溢等，这些危机超越民族、超越国家、超越地缘边界，成为人类社会和平发展的共同敌人。因此，出于安全、和平及稳定的考虑，国际社会必须找到解决这类冲突的途径和方法，不管是和平的方式，还是不得不诉诸武力(如果舍此不能平息冲突的话)。 对于国内冲突的国际干预，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研究较早，成果较多，而国内研究相对较少。国际关系领域有关国际干预的研究近十几年才兴起，而民族学对于族群冲突的国际干预的探讨，则更晚一些。有学者在讨论族群冲突治理的国际层面问题时，涉及现行国际体系的某些困境和第三方国际干预的角色、理由和机制。①青觉借鉴凯克(Margaret E.Keck)和斯金克(Kathryn Sikkink)提出的“回飞镖模式”，探讨国内冲突与国际干预的关系，②他还以乌克兰冲突为例，讨论国际区域组织在国际干预中的机制和模式。③程晓勇分析了印度干涉斯里兰卡族群冲突的原因、过程和效果，揭示印度从短暂的“和平、中立、不结盟”之后向“谋取地区霸权”的政策方向转变。④ 本文讨论国际第三方参与解决族群冲突的环境条件和目标行动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分析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第三方干预族群冲突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以及国际第三方干预族群冲突各种目标行动以及目标实现所必备的条件。 一、后冷战时代国际干预的环境条件 国际干预包含复杂而重要的政治、法律和道德议题，不论是政界还是学界，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定义都存在争议。本文倾向认为，国际干预通常指一个国际政治体对其他国家内部涉及严重人道主义危机和严重侵犯人权事件的强制性介入，一般在联合国的框架内执行。在两极对峙的冷战时期，国际干预行动主要发生在两大阵营内部。究其原因，冷战时期大规模的军备竞赛固然给全球带来“代理人战争”的灾难和核战争的威胁，但对当时的世界格局也起了某种稳定作用。两极或是建立在两极基础上的国际体系要比多极格局简单和容易处理得多。其关键因素就是，冷战时期全球性核战争的威胁对两个超级大国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制约。这种制约产生的作用主要是严格限制了两个超级大国对欧洲或其他地区性冲突的军事干预，从而避免了双方发生直接的武装对抗。另外，“这些制约还体现为，一方在某种情况下采取某种行动时，另一方能够得到明确的信息。这就使得美苏竞争的范围被严格约束在一个特定的框架内，从性质上来说，这个框架的基础是军备控制，而其外延则是地区性的竞争。”⑤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社会并没有出现人们预期的和平与稳定，暴力冲突时常在某一特定时空爆发，令人猝不及防。这是因为：第一，两大集团之间对抗的消失导致政治上的失控，国际政治决策既有单边的霸权主义表象，也有决策分散化和政治权威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从而增加而非减少国际社会的各种挑战和危机。冷战结束后出现的伊拉克危机问题就是一个明显例证。设想这场战争如果发生在冷战期间，那么苏联作为伊拉克的主要武器来源国，不大可能任凭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因为科威特被国际社会公认为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具有重大利益的国家。 第二，随着外部威胁的减少和联盟体系的松懈，以及各种国家集团和多族群国家的分裂，民族主义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高潮时期。从本质上说，民族主义运动赖以滋生的基础主要是族裔性质的，包括种族(race)、民族(nation)和族群(ethnicity)，而不是政治意识形态或相关领域的问题。因而，各种民族主义团体将注意力转向国家内部，更多的时候为了政治或经济的利益与国内其他族群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可能蔓延到国外相关的族群，例如同源同根的亲属族群。⑥这种情况正如丹尼尔·莫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所指出的：“族与族之间的冲突并不需要两者之间有重大分歧，很小的差异就能够造成这种冲突。”⑦冷战结束以后，欧洲分裂的结束和华沙条约的废弃，终于使南斯拉夫联盟内部的各民族有机会表达他们压抑已久的不满和怨恨。同样，在苏联内部，也出现了大量要求重新调整族群、政治和地理边界的问题，结果不仅造成了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冲突，而且导致大量难民外流和大范围的人道主义灾难问题。 第三，传统大国的政治复兴，也与族群冲突密切相关。冷战结束后，世界虽然不再按照东西轴线进行分界，但各地区大国都具备了在某些方面向美国叫板的能力，挑战单边主义权威。美国传统的朋友和盟国都越来越明确地表示，他们更加关注自己的国家利益。特别在是冷战结束后，对于美国来说有两大事件决定着美国外交政策的民族主义转向，一是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二是2008的年金融危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变成赤裸裸的民族主义者，提出“美国优先”的口号，对美国没好处的事不干!另一方面，美国自己亦无法确定从前的对手国家是否已经成为真正的战略伙伴。实际上，俄罗斯和中国等国都宣称，将根据本国的历史、地理、文化、经济和国内政治情况，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所推行的外交政策目标也必须符合本国的利益。另外，从全球视野来看，随着民粹主义政治的崛起，与冷战期间的国际主义相比，冷战结束后民族主义占了上风。正是在国际政治大变局、大彷徨的时代，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设想，为世界政治经济未来的发展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