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9)10-0020-10 后结构主义主要脱胎于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反叛，在理论上可以追溯到海德格尔和德里达对“解构”的使用以及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甚至还可以推至更早尼采对现代性话语的批判。20世纪70年代末期，后现代主义逐渐并入后结构主义的轨道，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逐渐紧密关联并广泛结合在一起。这主要包括两个重要的理论时刻：20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80年代初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实践以及始于20世纪80年代福柯、拉康和德勒兹等人发起的相关批判性实验。[1](P5-11)从这个角度看，后结构主义主要包含两种类型：一种作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继承者，它被罗蒂命名为“文本主义”，主张将一切事物都化约为文本性或话语构造，主要借由书写来实施对形而上学的解构事业。另一种则是与它相对的世俗化版本，强调“已被言说的和未被言说的、话语的和非话语的有机结合”，通过将话语分析及其基本范畴体系纳入社会历史批判框架，彻底清算和超越传统哲学和现代政治，更具客观现实意义和政治伦理面向。[2](P33)前者重回康德和胡塞尔，以德里达及其当代追随者为代表，拉康与之有着自然的亲近关系。它过分关注文本性自身，不可避免地带有反现实主义色彩。后者则旨在激活斯宾诺莎和尼采，以福柯和德勒兹为典型。它本着新的历史编纂学路径，将语言事实充分纳入社会配置的客观考察之中，以“完全使其语境化”[3](P96-97)。 从根本上看，两种后结构主义共同展示出明确的反本质主义和后基础主义倾向，但在其理论框架的关键环节，特别是围绕差异、欲望和主体等方面，存在着两个不可通约的核心线索。二者的不同集中体现在当代法国哲学发展进程中超越性(德里达和拉康)与内在性(福柯和德勒兹)传统之间的逻辑张力。[4](P239) 一、去中介的自在差异与中介性的本源差异：德勒兹与德里达差异思想的对立根基 无疑，如何处理一和多的关系是这两大哲学传统的一个共同的中心议题。尽管德勒兹和德里达都通过某种激进的差异经验，极力批判传统哲学的同一性、本质化和中心化基础，但他们对差异的不同理解以及界划同一和差异关系的不同方式，决定了二者完全相反的理论根基。 德勒兹的中心理论规划旨在通过一个基于连接、聚合和包容性分裂的本体论筹划——内在性和创构性原则，充分展现“容纳了不能归结到支配性结构的各种类型游牧式连接之自由的多样性”[5]。在他看来，单一性只是通向和保持差异性和内在性的一个通道：存在的单义性实为差异的单义性。哲学“始终保持着内在的开放性……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内在的‘异质性’……内在的‘异质性’的拓张所形成的多元性”[6](P540)。它的起点应位于概念体系的“域外”(dehors)：“一种蠕动运动(即建构域内的皱褶与皱褶的作用)的动态活化物质”[7](P100)，域内不过是域外关系的内褶和弯曲或叠层化运动直接造就的一个衬里和褶皱。域外的这种内在化作用必然通向“存在即为差异本身”的绝对差异化运动，它“并非单一的拆分为二，而是他者的倍增；它并非同一的再制，而是差异的重复：它并非我的放射，而是将永恒的他者或非我置入内在性中”[7](P101)。 于是，真正的批判哲学以连词and(内在化的表现主义/在……之间)，取代表语is(体系化的表象主义/是……)，充分确认了存在的肯定运动原则以及一即是多的纯粹内在性构架：“存在的运动是内在差异的渐进发展，因为原因总是内在于结果之中。这样，本体运动就不再受否定的任何影响，反而被当作绝对肯定的因素，一种内部的区分。”[8](P273)换言之，存在的差异并不取决于它与外在的他者或非存在的不同，相反，存在只能由自身的内在差异来界定。并且，真正的差异完全不同于一般性差异或差异的同一性，它应是一种自在的差异，它只处理差异如何差异化的问题，彻底拒绝以任何同一性形式来表现差异。于是，差异本身就是一种肯定，它只能被理解为“自在的存在是什么的问题，而不是理解为它如何与其他事物相联系的问题”[9](P413)。显然，这是一个充盈的、游牧的、无限的和虚拟的绝对内在性视野，也是一个建立在偶然性和异质性因素之间任意连接和游牧分配的“纯粹的本体论”和“存在的理论”。它从根本上指向一个去中心、非特指和前个体化的自由生成运动，从“不以超越的礼物为基础”，抗拒一切基于同一性、固定性和普遍性的原则、规范和秩序。[10](P174) 与之相对，德里达则明确展现出基于某种超越性机制来调和差异与同一的姿态。他否认彻底逃离形而上学领域的绝对外部，也不主张完全内在于形而上学结构的批判，而是试图在形而上学内部寻求一个激进的外部或差异经验：形成于内部限制的不可化约的剩余，进一步“追问语言与文字分裂之前的共同的‘本原’，追问那使它们得以可能的共同的条件”[11](P206-207)。它尝试在哲学话语的内部和外部之间寻找通道，借由不断质询它自我宣称的闭合机制，使其总是遭遇对其无限性而言的内在限制，来开启实现外部之可能性。这个被压抑的外在性决定了一个本质性历史的内在性。它从未发生和在场，只是表现为对他者位置的不断占据和保持。它不过是虚无，但从其效果来看又远非虚无，既不是在场，但又非缺席。[12](P313-314)在这个意义上，它具备创构性和不可判定性的本质：一方面，它构造了内在性；另一方面，对于一个特定的类别本身而言它是必然的，但作为产生本质的非本质，它又是偶然的和不确定的。换言之，它的非本质性违背了概念借以“在其本身中得到保存的”肯定性边界，但正是在这个违背中，它才“成为维护其肯定性边界之可能性的肯定条件”。[13](P16-18)因此，它不再是一个可以被归入内在性或更高同一性的临时性和中介性的外在性，而是始终具备根本性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