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一带一路”愿景以来，其国内外影响日益扩大。对国内地区而言，已经成为以新的方式参与全球化、获取发展机会的最重要平台。对于东北地区而言，如何最大限度利用好这一平台，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在开放中实现改革、振兴，是当前处于爬坡过坎阶段的核心命题，也是决定能否实现新时期全面振兴发展的关键之一。在这一背景下，思考东北地区如何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不能仍停留在传统的发展对外贸易的旧框架中，需要将其置于新的经济技术和全球化时代与新的发展振兴需求互动共振的语境中加以考察。 一、东北地区融入共建“一带一路”的全新时代背景 新一轮经济技术变革的展开、全球化模式的深度调整及我国发展和东北振兴阶段的转换，为东北地区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新的时代条件。这既是机遇，更是要求和挑战，必须认真、主动回应，才能与时代形成共鸣，并有所作为。 (一)工业4.0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及对东北地区的影响 1.工业4.0的提出。德国工业4.0战略最初是其2006年发布的《高新技术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旨在支持德国通过科技创新以保持其在欧盟和全球的领先地位。到2010年，德国政府又发布了《思想，创新与繁荣：德国2020高技术战略》，强调在发展危机的背景下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2011年，在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工业4.0概念问世，之后在2013年以报告——《保障德国制造业的未来：关于实施“工业4.0”战略的建议》的形式得以完整呈现。工业4.0与前三次工业革命有着本质区别，其核心是信息物理系统的深度融合。[1]智能化及网络化是其核心，具体操作需要通过领先的供应商战略和领先的市场战略，实现生产的纵向集成、工程的数字化集成和德国制造的横向集成。在此基础上，德国还提出了众多具体措施来保障该战略的实施。德国工业4.0战略的形成是一系列内外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德国积极应对发展环境变化而主动采取的策略。[2]外部原因既包括出口下滑、产业升级压力等中短期因素，也包括来自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双重竞争压力。内部压力包括劳动力成本上升、制造业比重下降及创新乏力等。从报告标题可以看出，工业4.0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即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保证德国制造业的竞争地位。 2.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提出。201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以“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为主题，使第四次工业革命受到了广泛关注和思考。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提出其独到理解。与工业4.0不同，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仅限于智能互联的机器和系统，而是有着更为广泛的内涵，并因其横跨物理、数字和生物几大领域，而与前几次工业革命有着根本不同，是一场深刻的系统性变革，[3]从而也不同于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从新型通讯与新型能源结合角度提出的第三次革命的概念，无人驾驶、增材制造、高级机器人、新材料、生物基因工程等是典型的技术代表。这一轮工业革命无论是在发生机制，还是在速度、广度与深度和系统性影响方面，都与前三次工业革命不同，是大趋势和大机遇，更是大挑战。因此，需要从拓展数字技术到整合环境全方位变革，以实现打造创新型社会的目的。[4] 3.对新时期东北地区工业发展的新要求。世界各国都已意识到新一轮工业革命的竞争压力，并纷纷提出应对方案，包括日本的互联工业战略、美国的《先进制造业美国领导力战略》及德国新近提出的《国家工业战略2030》等。这些战略是相关国家主动适应发展趋势、积极提出应对方案的具体体现。对作为老工业基地和新时期制造业集聚区的东北地区来说，绝不可低估和错过这次工业变革的影响。唯有在新一轮增长周期积蓄动力阶段实现真正介入，化挑战为机遇，积极、主动作为，才能在新一轮增长中实现突围。必须在优势和主导产业领域积极寻求突破，实现部分领域的引领效应，以获取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因此，要尽最大可能抢抓创新资源，为我所用，通过新一轮的科技支撑实现发展动力和产业地位的根本转变。 (二)逆全球化动向与全球化模式深度调整及对东北地区的影响 1.逆全球化风潮。当前，全球化进程具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逆全球化风潮有愈演愈烈之势；二是全球化转型发展已愈发紧迫、势在必行。[5]在这种风潮影响下，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欧洲难民危机、发达国家底层人民不满情绪高涨等具体现象。[6]更重要的是，部分国家的文化与政治出现恶化势头，包括右翼势力的发展、冷战思维的强化等。逆全球化风潮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有着深刻的背景，尤其是社会分配不公平与国家间的发展不平衡。虽然逆全球化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各国间相互需求与合作的潜在推动力量，但却会对全球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中美贸易摩擦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并已成为目前全球各国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 2.我国在新时期的全球化思维与行动。与逆全球化风潮不同，我国在积极倡导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导向的全球化，意图将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等特征注入新阶段的全球化进程。[7]我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也是逐步走向全球规则的过程，尤其以加入《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巴黎协定》和WTO为标志。[8]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受益很多，但也感受到很多制约。在全球化重新调整的背景下，我们提出了中国方案，并集中体现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前者是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新模式，旨在推动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9]后者更加综合和宏观，着眼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发展问题。逆全球化风潮与以中国为代表的主张坚持全球化调整的发展力量将相互作用，最终引起全球化模式的深度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