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学界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史研究

       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存在，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至关重要。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曾经有一个通俗有趣的比喻，他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好像人要有屁股。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①这段话很形象地指出了根据地对于中共革命的重要作用。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创建的抗日根据地，成为保障后勤、动员民众、打击敌人的力量源泉。正是鉴于抗日根据地的这种重要作用，国内外学界在研究中国抗战史或者中共党史时，十分重视对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在中国学界，中共的抗日根据地史研究已经成为抗日战争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专题。在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学界，也出现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

       对于英美学界②的中共党史研究成果，以党史研究者为代表的中国学术界有持续关注的传统。他们以海外的中共党史研究为抓手，长期致力于对海外中共党史研究新著作的介绍、引入和评判，并产生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专门成立编译处，曾编译出版了《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③《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论著目录大全(1919-1989)》④《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论点摘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⑤等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于1978-1980年出版的《外国研究中国》(共4辑)⑥、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办的《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共27辑)⑦、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创办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中共党史通讯》等，都提供了国外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新信息、新资料和新见解，其中收录了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研究目录或成果介绍。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的《海外中国学研究》，辟有“海外中共党史研究”专栏。⑧耿化敏主编的《青年党史学者论坛》(第三辑)，收录了题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前沿”的研讨记录，其中，翟亚柳、韩强、路克利的发言涉及到英美学界中共党史研究的最新进展。⑨另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近代史研究》，从1979年创刊至2008年，每年都会刊登上年度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论著目录，其中有不少是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研究成果。

       个人研究方面：北京大学张注洪教授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撰写关于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文章，80年代申请了国家“七五”规划课题“国外中国革命史的历史考察”，并出版了《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进程与评析》一书，介绍了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特点、成果和趋向。⑩北京联合大学的梁怡教授曾主持国家“九五”规划项目“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考察了苏、美、日、英、法、德、澳、加等国家的中共党史研究概况，其中涉及到部分中共革命根据地的研究成果。(1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翟亚柳、乔君、陈鹤长期关注海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自2007年以来，每年在《中共党史研究》杂志上发表一篇主题为年度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述评文章，其中一些文章对英美学界中共根据地的研究有所论述(12)。潘世伟、徐觉哉主编的《海外中共研究著作要览》，介绍了海外中共研究的代表性著作。(13)陈君静、胡大泽、韦磊、路克利等对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考察，也部分涉及到中共根据地史的研究。(14)另外，刘广京、向青、程洪、迈克尔·亨特(Michael Hunter)等学者的文章，对于了解以美加两国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的中共党史研究状况，也有参考价值。(15)

       不过略显遗憾的是，关于英美学界的中共革命根据地史研究的专论，学界目前仅有三篇。一是美国学者范力沛(Lyman P.Van Slyke)1985年到中国参会时提交的《西方学者对抗日根据地的研究》，文章选取了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马克·赛尔登(Mark Selden)、片冈哲谷(Kataoka Tetsuya)和拉尔夫·撒克斯顿(Ralph Thaxton)四位学者的著作进行介绍，开列了当时较新的论著目录，提出了加强学术合作、利用档案资料、规划研究方向的建议。(16)二是台湾学者陈耀煌的《从中央到地方：三十年来西方中共农村革命史研究述评》，该文介绍了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地方趋势”，对“地方趋势”出现的原因及主要主张等进行了探讨。(17)三是吕彤邻教授的《美国馆藏中共抗战解密史料汇编——西方见证人眼中的敌后根据地》，该文评析了西方见证人(记者、民间人士、特别是美军观察组情报人员)对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关注和认识，文章所关注的成果或成文于40年代，或构思于40年代。(18)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40年多来，在中共党史学界的带动下，国内对西方学界的中共党史研究开展了大量的译介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对西方学界的了解以及与西方学界的交流。不过，在译介基础上的评析工作，仍有不少可以挖掘的空间。以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例，在译介英美学界的中共抗日根据地研究状况的同时，能否总结出英美学界研究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特点，探讨其80多年来的研究是否存在热点的转移、范式的转变、评价的转向，并把握其研究特点与趋向。这似乎是既有研究做得较为薄弱的地方，也是本文努力的方向。

       一、抗战时期的萌芽：盛赞中共根据地的“红区”热

       西方人士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最早关注，源自抗日战争时期的亲身经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长时期对中共抗日根据地严加封锁，只有两个时段曾允许国外记者进入。第一个时段是1937-1938年，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有一批记者前往延安和华北根据地进行采访，也有一批传教士、技术人员经过根据地撤向大后方。第二个时段是1944-1945年，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前往延安和晋绥解放区进行考察。在这两个时段内，国外人士得到了实地考察并深入了解中共根据地的机会。其中，很多人撰写了大量的通讯并于日后汇集出版，也有些人后来撰写了回忆录。这些记录形成了西方人士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最早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