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集体化时期，乡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受到了新政权的深刻影响。一方面，传统宗族组织和宗族关系受到沉重打击，宗族的精英分子、经济基础，以及社会职能都被国家政权所取代；另一方面，传统风俗习惯被当成“封建迷信”而加以取缔。①20世纪80年代以降，集体化时期之后，宗族、民间信仰等传统文化和社会组织迅速重现于乡村社会。许多人类学家以民族志的形式记录了这一历史过程。其中，这一过程的主事者主要是乡村中的老人精英。在甘肃大川，负责重修孔庙的是一群“颇有传统文史知识，掌握文化权威”的老人；②在安徽李家楼，重新修谱的领导者是一位曾经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担任公职，后来又“当过算命先生、占卜者和针灸医生”的老者，而且，为祖先立碑而成立的筹委会也以在族亲和地方群众中享有威望的老人家为主。③张小军将这一特点称之为乡村的“老人政治”，并探讨了老人精英在宗族“复兴”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原因，认为其主要来源于社会主义和党的权力之积累，以及国家政治生态的影响和对恢复传统文化的鼓励。与这些老人相比，大多数年轻人对传统文化似乎并不感兴趣。④与之相应，前辈学者的研究均未过多关注年轻一代在传统文化回归中的作用。丁荷生(Kenneth Dean)在讨论福建的道教仪式和民间祭仪在80年代的回归时，强调了海外华人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的作用；⑤景军则指出由于“熟悉传统仪式的老一辈人已经作古，而且宗教文本与器具遭到大面积破坏”，因此庙宇崇拜与庙会组织并不容易恢复。⑥ 与上述学者观察到的情况有所不同，2016年以来，笔者在福建省永泰县进行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当地的传统文化和知识在整个集体化时期都延续了下来，其中除了老人精英之外，在1949年前后出生的一代人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笔者调查的Z村、B村和N村⑦等村庄中，原本在村卫生所工作的赤脚医生⑧均不约而同地承担起了仪式专家的部分职责，为乡民择日、选地、看风水，代写各种仪式性和事务性文本。对于这一现象，我们似乎可以提出以下问题：集体化时期，在国家对乡村社会文化进行严格管控的背景下，这些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接受了意识形态教育的群体是如何习得在当时被视为“四旧”的传统文化的?他们又为何要介入传统知识的延续?以及，为何是“赤脚医生”而不是其他身份的同代人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这些问题指向的是乡土社会中知识的传承机制。在一个理想型的“农民社会”中，稳定的世代更替和空间的隔绝，使得知识的传承通过口传心授即可完成，不必借助文字。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便认为中国传统村落之间是一种孤立、隔膜的状态。⑨这一结论遭到了后来学者的挑战。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从市场的角度出发，指出乡民的社交边界应当是市场共同体而非村落。⑩黄宗智在对华北乡村的讨论中则注意到了不同社会阶层的活动空间是有区别的。由于经济原因，富农和贫农往往超越村庄的边界，而中农则是最闭塞的群体。(11)在对前辈学者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刘永华通过对徽州“排日账”的分析，进一步深入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他指出晚清乡民的活动空间较大且空间流动性较高，在次数上也更为频密。由此观之，至少在明清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的活动空间并不如想象中的封闭，反之，跨地域的人口流动可能是寻常之事。(12)乡村社会的开放性，意味着文字在乡村也许并不稀见。已有一些研究指出，在明清以降的乡村，文字的流通和使用呈现逐渐普遍的趋势，以至于发展出了自身的文本文化。(13)永泰也不外如是。2016年以来，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师生在此地的田野工作中发现了数以万计的民间文献，其中日用类书不在少数。王振忠指出，日用类书“最为贴近民间的日常生活，其中的各种活套，反映了日常生活中的诸多惯例”(14)。由此可见，至少在永泰地区，借助文字传承日常生活中所需的知识，应当是习见之事。 在集体化时期，口传心授的知识传承方式陷入了困境。由于国家对乡村社会文化的严格管控，其文化实践至少在公开场合完全无法进行，使得下一代人几乎无法通过观察、模仿和实践获取知识。例如，大川孔庙的年轻人就完全不知道祭孔仪式该如何操作。在这一背景下，乡村社会中书籍的意义被凸显出来，成为知识传承唯一的渠道。在其后的“传统文化复兴”中，乡民们往往求助于在政治运动中残留下来的“旧书”，从中寻找传统。另一方面，在集体化时期的乡村社会，国家开展了一系列以意识形态教育和政治认同为目的的政治运动，书籍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始的扫盲运动，到其后的“学毛著”“破四旧”“立四新”，对书籍的阅读和学习都是工作重点。国家在对乡村社会中原有的各种书籍进行清理的同时，大力推行以毛泽东著作为主的革命书籍，二者相辅相成。 概言之，在集体化时期的乡村社会，书籍在知识传承和教化民众方面都具备重要作用。那么从阅读史的角度出发，考察集体化时期乡村社会有哪些书籍，以及这些书籍如何在接受意识形态教育的一代人之间流通和使用，或可回答上文提出的问题。受资料所限，已有的中国阅读史研究以面向文化精英为主，对于普通民众的阅读史研究则往往面临着资料不足的困境。正如张仲民所言：“中国缺乏像近代西方那样保存下来的许多下层人士的资料……下层民众自己留下的文字记录更是极端稀缺。”(15)不过，在集体化时期，资料问题部分地得到了解决。由于该时期去今未远，许多历史事件的亲历人仍然在世，这使得通过田野调查和访谈来获取史料成为可能。同时，随着集体化时期农村基层档案近年来进入学术视野，也使我们能够对农村基层社会的具体情况有更为细致的了解，本文所使用的部分材料就来源于福建省永泰县某大队保藏的档案。资料的支撑使得我们对集体化时期乡村社会中的书籍及其使用情况进行初步考察成为可能。 二、教育类书籍中的政治认同 在笔者调查的数个村庄中，几位曾经担任赤脚医生的受访者都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生的，他们年龄相仿，受教育经历也大致相同，基本可以认为是同一代人。Z村卫生所的郭医生，出生于1961年，今年不到60岁。他1969年进入Z大队小学读书，1974年小学毕业后进入A公社中学，先后读完初中和高中，1979年高考失利后返回村里。(16)隔壁B村卫生所的鲍医生比郭医生小一岁，是1962年生人。他1971年进入Z大队小学读书，四年级转入Y大队小学，1977年中考进入A公社中学读高中，和郭医生参加了同一届高考，同样以几分之差落榜。(17)与前两位相比，隔壁N村的倪医生年纪稍长，他出生于1953年，7岁到Y大队小学就读，1968年到A公社读了一年初中后便辍学返乡。(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