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写作过程中得益于冯仕政老师、陈家建老师和刘总路老师等的批评建议，特致感谢。本文曾在第十六届组织社会学实证工作坊分论坛上宣读，感谢付伟老师、王水雄老师、向静林老师、吴莹老师精彩点评。感谢匿名审稿老师非常中肯的建议意见，文责自负。 政府组织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主导力量，自身的完善和发展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引擎。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政府运行机制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得到了完善和优化。政府治理实践为学界提供了鲜活的经验材料，探求政府治理背后的运作机制，进行制度逻辑分析，成为组织社会学研究政府行为的主要研究主题之一。笔者关注政府平级部门间自主性协调现象，以及运动型治理在党政部门之间的运用。现有的相关研究工作主要有三个视角。 第一，行政体制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视角。国内社会学界对政府治理体系下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运作逻辑已有翔实研究，如，孙立平、郭于华（2000）发现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采用变通的方法加以落实，提出了正式制度非正式运作的分析概念。学者们发现了直接上级政府和基层政府在共同面对更上级政府的政策法令和检查监督时，采取各种策略应对的共谋行为（O'Brien & Li，1999；周雪光，2008）。提出了政府内部委托方（上级）和代理方（下级）谈判模型（周雪光、练宏，2012），研究发现下级政府不是按照西方官僚制所谓的“非人格化”的命令-服从的线性组织行为运作，而是遵循在具体行政情境下充满意义重构的非正式逻辑运作。周黎安（2014）将资产所有权、激励契约和任务分配理论（Holstrom & Milgrom，1994）运用到政府行为研究中，提出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发包制分析视角，认为政府部门间纵向运作逻辑是行政官僚制和层层发包制混合的制度逻辑。在这一制度逻辑运作下，下级政府有足够的自由裁量空间，这也正是揭示中国能够保持快速经济增长奇迹的“秘钥”之一。周雪光（2014）借鉴哈特（Hart）不完全契约理论（1995），提出了“集权—分权抉择”模型，分析上级政府如何在行政效率和治理风险之间做出两难选择，发现了政府治理过程中“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周期循环“黑箱”，提出剩余控制权分配是“集权—分权抉择”背后的制度逻辑。练宏（2016）从政府部门自下而上的视角出发，提出了注意力竞争的分析概念，发现在部署工作过程中处于弱势的政府部门不是直线向下竞争注意力，而是绕道上级党委政府曲线竞争下级政府部门注意力，并将这一制度逻辑概括为“戴帽”竞争注意力。 第二，行政运行过程的常规—运动治理视角。面对国家治理规模和多样性，官僚体制基础上的常规型治理机制难以胜任，时常力不从心，表现出组织失控和失败（周雪光，2012）。近年来，学界试图找到新型治理机制的努力一直再继续。冯仕政（2011）提出了国家运动在政治官僚体制下的重要作用，认为尽管国家运动存在非制度化、非常规化和非专业化的缺陷，但是革命教化政体要求国家不断打破官僚体制按部就班的常态模式，通过引入国家运动的治理方式，证明执政党所具有的超凡禀赋是完全能够胜任带领人民实现赶超现代化目标任务的。周雪光（2012）在中国大历史背景下，发现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传统卡里斯玛权威，并将这一权威常规化的组织基础放在执政党的“党务系统”上，与“政府系统”的常规型治理机制交织，形成了常规与运动机制双重权威并存的日常组织结构。周雪光不再将运动式治理看作非制度化、非常规化和非专业化的问题机制，而是作为中国国家治理不同模式之间转化的替代机制或纠正机制。一些学者则从基层治理视角出发，开始了国家运动式治理的基层治理转向。陈家建（2013）项目制动员模式研究认为，项目制动员使科层体系发生重构，政府内部动员由“层级动员”转向“多线动员”，行政资源的分配也演变为项目中心模式。欧阳静（2013）区分了国家和基层运动型治理机制，认为国家运动型治理背后的制度逻辑是政治机制，而基层运动型治理背后的逻辑是行政机制。在新近研究中，欧阳静（2019）部分修正了之前观点，提出了政治统合制分析概念，试图整合行政常规机制和政治动员机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刘梦岳（2019）从多重逻辑视角出发，发现党委政府、运动式治理主持部门与配合部门三者在权威授予、权威激励与权威使用三个治理过程中彼此矛盾的逻辑悖论，揭示运动式治理生产与再生产的制度逻辑。 第三，行政管理体制权力—协调视角。近年来，学界开始注意到政府部门间横向关系研究的价值意义。周黎安（2014）采用纵向“行政发包”和横向“晋升竞争”两个维度，概括中国政府间关系和治理的基本特征，将横向部门间关系视为“晋升锦标赛”加以研究与讨论，认为竞争是横向部门之间关系的显著特征。原超（2017：63）系统地分析了政府部门纵向科层体制和横向协调体制背后的小组运作机制，依托新的组织和管理系统，通过自上而下等级化权威，将“条”位置牵头部门的“部门事务”转化为“块”位置的地方各部门的“政治任务”，赋予牵头部门资源汲取、整合和动员能力，增强部门资源获取水平和政治支持力度。王飞（2019）关注政府平级部门间协调行为，提出“项目式协调”分析概念，认为“让渡控制权”是项目制纵向“条线”运作与横向合作的制度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