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研究的兴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至80年代。当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后工业社会，社会中的不确定性、风险性及不稳定性进一步增强，信任作为可以降低这些社会风险的基本因素受到社会及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信任研究也因此在西方社会学界开始兴起（Luhmann，1979；Barber，1983；Zucker，1986；Reichmann，1989；Sabel，1993；Misztal，1996）。在信任研究的诸多类别中，人际信任作为一种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关系基础上的信任一直颇受关注。人际信任不仅关乎每一个个体的身心健康，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国家的健康发展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与福山（1998）在他的著作《信任：社会德行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 自21世纪初以来，中国人的人际信任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国是一个转型中的国家，自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历时40多年，依然走在社会快速变迁的道路上。卢曼曾指出，信任是嵌入在社会结构和制度之中的一种功能化的社会机制（Luhmann，1979），因此，信任与社会的转型或变迁之间必然存在着互动和关联。杨中芳和彭泗清对此现象有过较为系统的研究，他们进一步将这种互动和关联结合到中国的实际社会变迁，提出，研究中国的信任问题，必须注意到中国社会的变迁和转型对原有的人际信任产生的强烈冲击（杨中芳、彭泗清，1999）。基于此，我们提出的研究问题是，社会变迁对中国人的人际信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基于市场化的一场变革，因此具体到本研究，我们将考察中国人人际信任的变迁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市场化对人际信任产生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 （一）西方社会人际信任研究 人际信任所描述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而既带有个体心理特征，又带有社会结构的特征。心理学界更为关注前者，即个体心理特征对人际信任的塑造和影响，他们认为，研究人际信任必须要回到作为行动主体的个体层面来寻求答案，进而发展出“人格模型”“道德模型”“认识发生模型”等具有心理学特征的人际信任解释框架（Deutsch，1958；Erickson，1963；Rotter，1967；Inglehart，1990；Wilson，1993；Becker，1996；Jones，1996；Uslaner，2002）。与心理学家不同，社会学家们的着眼点并不在单个的行动主体，他们更为关注的是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和关系，以及由主体间互动而形成的社会阶层、社会结构、制度文化等。基于此，西方社会学界对人际信任的解释框架也有多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种： 第一种是科尔曼的“理性博弈论”。该理论基于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认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人的本能，个人具有理性计算的能力，因此个体对他人是否信任也是一种理性计算的结果。科尔曼把人际信任视为一种完全理性化的交换行为（Coleman，1988）。“理性博弈论”基于信任者对被信任者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因此，它可能更适用于解释关系较为紧密的人们之间的人际信任，而对关系疏远之人或者陌生人之间的信任问题缺乏解释力度。 第二种我们将之称为“资源决定论”，吉登斯是秉持该理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占有大量资源的人，会更加开放、乐观、富有同情心和积极的人生态度，而这些品质会增强他对他人的信任感（Giddens，1991）。卢曼对此也有相似的论述，他认为一个人掌握的资源越多，越有承担损失的能力，所以越能够相信别人；而掌握的资源越少，则因为承担损失的能力有限而越不愿意相信别人（Luhmann，1994）。有实证研究证明，收入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对个体的信任起促进作用（Knack & Keefer，1997）；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对个体的信任也有提升作用（Zak & Knack，2001）。 第三种是“文化规范论”，持该理论的代表人物为福山。他认为，文化规范是信任建立的真正机制，人际信任来自遗传的伦理习惯，是社会共享的道德规范产物。福山通过跨文化研究发现，中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中的组织和团体更为看重血缘关系，以家族和亲属为组织的基础，因此这些国家中的人际信任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对不具有血缘关系的人则缺乏信任，福山将此类国家称之为低信任社会；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组织和团体并不依赖于血缘关系，他们具有一种自发性的社交，因此对不具有血缘关系的外人有较高的信任，此类国家被称为高信任社会（福山，1998）。 第四种是“社会结构论”。由于该理论关注宏观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因此更为适用于比较研究。这种比较研究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横向比较，即跨国或跨文化比较。另一种比较是纵向比较，这种比较多见于变迁社会中的人际信任研究。巴伯尔曾指出，不同的社会结构对信任的需要不一样，传统社会①中，人际信任强调的是对他人所托付的义务和责任的承担，而现代社会中，则强调入际关系和制度角色的表现能力（Barber，1983）。山岸将这一论述归纳为，当代社会更加强调对一般社会体制的信任、对一般人的可靠性和承担能力的信任（Yamagishi，T & Yamagishi，M，1994）。换言之，当代社会的一般信任水平应该比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