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9)08-0098-09 一、问题的提出 美国的肯定性行动计划(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是在20世纪席卷该国的平权运动推动下，由联邦政府调控，旨在促进种族和性别平等的带有强制性的政策措施。1965年9月约翰逊总统签署第11246号行政令，肯定性行动计划从强调机会平等转向对少数族裔的优待或补偿。肯定性行动计划作为一项社会公共政策以推动社会公平为核心目标，在高等教育领域执行肯定性行动计划，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在招生时对社会弱势群体给予补偿性优待。众所周知，生源质量是教育质量的决定性因素，那么精英大学执行补偿性招生政策是否会降低其教育质量？当前，公平已被普遍接受为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准则，如何处理质量与公平的关系也成为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2012年，我国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实施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的通知》，要求增加贫困地区学生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随着专项计划的实施，农村学生上重点大学的比例开始逐年提高。目前国内关于专项计划的研究主要是对这一公共政策的合理性、有效性和时效性展开讨论[1]，少有基于大学立场的研究。由于美国精英大学最早开始制度化地对处于社会不利境地的群体实施补偿性招生，因此，整理和分析美国精英大学参与肯定性行动计划的经验，对我国重点大学更好地执行农村和贫困地区专项招生计划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美国精英大学是高等教育补偿政策的探索者和倡导者 肯定性行动计划成为一项美国社会公共政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几十年的酝酿、讨论，至今仍有诸多争议。[2]美国精英大学始终积极参与相关公共事务的讨论，主动开展实践探索，直接影响了该国高等教育领域肯定性行动计划的进程。 首先，大学杰出领导人自主率先发起并公开倡导招生平等。在美国平权运动全面爆发一百年前，1869年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C.W.Eliot)在其就职典礼上就阐明了有教无类的招生愿望，“我们既欢迎最富裕的学生，也欢迎最贫穷的学生。只要在贫穷和财富之外，他们还有其他，例如，能力、上进心和正直的品质”[3]。埃利奥特不仅在哈佛大学采取了取消将公立高中毕业生拦在外面的希腊语和拉丁文入学考试(1886年)、为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等具体措施[4]，还公开发表了《民主社会中教育的功能》(1897年)等文章，向公众宣传他的平等主义教育思想。1933到1955年任哈佛大学校长的科南特(J.B.Conant)也是一位杰出的大学领导人，在他任职大学校长期间，美国私立精英大学的经费主要依赖学费和私人捐赠，能负担昂贵学费、生活费的上层社会子弟只要符合最基本的招生要求就是各私立精英大学的首要招生目标[5]，尽管如此，科南特仍在各种场合、通过各种方式宣传他的进步教育思想，即由能力而非出身来决定教育进阶[6]。在埃利奥特、科南特等杰出大学领导人的倡导下，“才能”逐渐取代“绅士品格”成为招生录取的首要标准，这为精英大学参与肯定性行动计划提供了思想、舆论和行动准备。以埃利奥特为代表的大学杰出领导人倡导招生平等，除了有促进社会平等的考虑以外，更重要的是对本校教育质量的追求，“我想大学要对所有人——包括那些有钱、有一些钱的或者没有钱的人——平等开放，……在我看来，他们才是哈佛大学的生命力所在”[7]。 其次，美国精英大学主动回应社会变革，发起对弱势群体的补偿性招生。20世纪60年代，美国暴发了激烈的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在各个校园蓬勃发展，精英大学也纷纷回应这一时代变革。时任耶鲁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小克拉克(R.I.Clark Jr.)提出，要“培养智慧且多元化学生群体”，“在看申请者分数的时候，需要考虑他的背景、生活环境、家庭生活以及高中学校，来自贫困地区的孩子很有可能在一些客观题的考试中不占优势”。[8]1966年，普林斯顿大学招生委员会主任杜翰(E.A.Dunham)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大学在评估弱势学生的入学申请时应当有特别的考量。大学理事会对自己的考评体系历来都为美国中产阶级学生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引以为傲，现在我们意识到这个考试的本质却可能阻碍将教育机会惠及弱势群体。像对普通申请者一样，以学业成绩来衡量这些学生变得更为困难”[9]。出身和单纯的学业成绩逐渐不再是申请精英大学的必要条件，精英大学公开声称负有促进社会流动的责任，并开始将多元化视作宝贵的教育资源。 最后，大学探索个性化的肯定性行动执行策略，同时也推动了自身的组织变革。耶鲁大学在1964年史无前例地聘用了一名黑人招生职员；1968年起哈佛大学规定招生办公室一定要有黑人代表；同年，耶鲁大学黑人学生联合会(BSU)这个最初只有14个成员的学生组织与学校高层会商，获得了代表学校去少数族裔社区招生的资格，经过他们的努力，学校黑人申请者的数量当年就飙升到163人，占所有常青藤大学黑人申请者总数的34％，其中注册入学的非洲裔美国学生有43人，占该校当年全体新生的比例达到创纪录的4％。[10]哈佛大学早期对弱势群体学生在经济上实行“需求无视”政策，不考虑申请者是否需要经济资助，只考虑学生发展潜力。学校在1965年启动了由泰克尼克基金会出资的“冒险基金”，把符合招生条件且家庭经济相对贫困的学生(主要是黑人学生)送到精英高中读一年预科。[11]这些精英大学针对弱势群体的个性化招生措施，不仅改变了本校学生群体的构成，也对自身的组织结构和组织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很多毕业生在政治、经济、学术部门的地位显赫，美国精英大学招生录取规则的任何改革都会引起全社会的激烈争论，影响深远。过去一百多年来，美国精英大学主动发起的一系列平权改革虽然主要是基于自身发展立场提出并实施的，但这些招生改革措施及相关理论阐释经广泛的社会讨论后，相当一部分被社会接受，成为政府推行的肯定性行动计划的组成部分。当然，这一过程充满了争议和博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