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 【文章编号】1003-8418(2019)11-0107-07 一、问题的提出 结构通常被理解成“组成系统的各部分相互结合的方式和比例关系”[1]。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兴起使“结构”一词频繁用于学术语境中，诸如，人口性别结构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构成中的男女比例。因此，高等教育性别结构也常常作为高等教育阶段学生性别比例的学术化表达。2009年我国普通本专科在校女生比例超过男生，使高等教育性别结构开始由传统的“男多于女”向“女多于男”转变。高等教育性别结构转变不免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和思考。“新性别差距”“性别比例失衡”“高等教育女性化”“性别比例逆转”相继被用来概括此现象。此外，关于大学阴盛阳衰、男孩危机的争论不绝于耳[2][3][4]，有关“她时代”女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探讨逐渐增多[5]，甚至就高等教育性别结构转变后，可能对劳动力市场和婚姻市场带来的冲击，以及对两性生活机遇乃至整个社会的性别关系构成的潜在影响寄予诸多探讨[6][7][8]。然而，探究高等教育性别结构转变对高等教育系统内外部的影响，不能仅仅基于当前现状作简单推断，必须在理清高等教育性别结构转变规律和趋势之基础上，作综合预判。 事实上，高等教育性别结构转变并非我国特有现象，已然成为国际化的共同趋势。20世纪末，欧美诸多国家就已出现“在校女大学生比例超过男生”现象，此现象在美国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英国则发生在1995年左右[9]。史静寰的研究也发现，20世纪90年代初，包括美国、西欧及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内的15个国家已发生高等教育性别结构转变[10]。另据经合组织发布的报告，截至2010年，全球120多个国家中有67个已出现高等教育性别结构转变[11]。 中国于2009年汇入高等教育性别结构转变的“世界之流”。虽然因国情差异，我国高等教育性别结构转变必然有其独特的内部表征，但作为一个全球化的普遍现象，其势必遵循国际高等教育性别结构转变的共同规律。然而，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性别结构转变的时空秩序、条件和转变后的演变趋势却鲜为人知。本文力求揭示国际高等教育性别结构转变的脉络与条件，归纳高等教育性别结构转变后的拐点和趋势。对这些问题的探究，不仅有利于在国际比较视野中深化对我国高等教育性别结构转变的发生、发展和演变趋势的理解，而且有助于从高等教育性别结构变化之维，丰富高等教育国际化和本土化之间的关系内涵，甚至为探讨高等教育性别结构转变后可能对高等教育系统内外部产生的影响，奠定时空背景和话语前提。 二、样本来源与分析步骤 (一)研究对象与样本选取 探究国际高等教育性别结构转变的脉络、条件和趋势，首先须建立在对象同质性的基础上。鉴于世界范围内硕士阶段和博士阶段在校女生比例并未普遍超过男生，因此，本文中高等教育性别结构指本专科在校生性别比例，相应地高等教育性别结构转变指本专科在校生性别比例由“男多于女”的格局转向“女多于男”。在具体操作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修订的《2011国际教育标准分类(ISCED)》，将高等教育划分为ISCED5-8四个等级，这在我国语境中分别对应大专教育、本科教育、硕士教育和博士教育[12]，因此，合并统计ISCED5-6级的女生注册比例，并以此为指标进行横向国际比较不失为揭示国际高等教育性别结构现状的可行之策。然而，探寻高等教育性别结构转变的脉络、条件和趋势，还须建立在纵向数据分析基础上。遂本文依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数据库，合并统计各国(地区)1970-2017年ISCED5-6级女生注册比例，初次统计的汇总情况如表1所示。 据表1可知，截至2017年，在190个数据较详的国家(地区)中，138个已发生高等教育性别结构转变(其中109个初始转变年份明确)，52个仍未发生转变，高等教育性别结构转变的发生概率为72.63％。无疑说明，高等教育性别结构转变是国际化的共同趋势。故，选取这190个纵向数据较详的国家(地区)作为本文的分析样本。 表1 高等教育性别结构汇总概括
| 类别 | 国家和地区数量 | 备注 | |
| 已发生高等教育性别结构转变 | 138 | 109个初始转变年份明确 | |
| | | 29个初始转变年份不明确 | |
| 未发生高等教育性别结构转变 | 52 | - | |
| 因数据不详而无法断定 | 51 | - | |
| 合计 | 241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