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进入21世纪，全球化已成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元素，阿特巴赫(Philip G.Altbach)认为全球化力量推动了21世纪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比如学者国际化、科学家国际市场等[1]，通过国际化以提升和巩固自身在世界高等教育领域的地位也日益成为众多顶尖大学的重要竞争战略之一，而教师的国际化则处在这一战略的核心位置。国际大学协会(IAU)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调查结果显示，“教师的国际交流是大学国际化发展战略的最主要原因”[2]。“一所大学国际化程度的决定性因素并不在于规模、位置、预算，而是教师的能力和参与”[3]，对于大学而言，“大学国际化不仅强调国家间学生的流动，更重要的活动在于教师和研究人员的流动和交换。”[2]有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大学的全职教员(faculty)中在外国出生的人员比例在1969年就已经达到10％，1998年达到15.5％，2007年其总人数已达到126123人，且增长势头仍在持续。美国大学中有1/3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全职教师(Tenure track)是在国外出生的，并且国际教师在美国声望显著的大学中比例更高[4]。英国大学联盟(Universities UK)发布的报告则指出，在2007年，英国有大约20％的学术雇员非英国公民，有大约27％的新任命学术雇员来自海外，在牛津大学这个现象更加明显，其2007年有将近50％的学术任命是给了非英国公民，在伦敦政经学院这一比例则为46％[5]。英国大学联盟2018年的报告显示，英国大学雇佣的海外学者在过去十年一直保持持续稳定增长，在2016-2017年度，英国大学中来自海外的学术雇员已达到30％，在一些领域这个比例更高，比如，工程和技术领域的学术人员中有43％来自海外，其中20％来自欧盟国家，23％来自非欧盟国家，在生命、数学和物理领域也是如此，39％的学术人员来自海外，其中24％来自欧盟国家，15％来自非欧盟国家[6]。再看亚洲近邻日本和韩国，据日本《文部科学统计要览》数据，日本1980年外籍全职教师比例约占所有大学全职教师的1.11％，到2016年，其比例上升到了4.26％，且四年制大学中的全职外籍教师比例增长幅度更快，从1.09％增长到4.39％；而韩国教育部的统计数据表明，韩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全职外籍教师比例则从2000年的2.4％已上升到了2013年的7.1％[7]。这些来自全球各地的外籍学者群体不仅为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带来了精深的学识和多元的文化，同时也使它们获得了更强的国际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 当前，随着全球化人才流动趋势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跨国流动已成为常态。按照传统的全球学术人才流动观，国际学术人才的流动一般都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即所谓从高等教育的边缘国家到中心国家的流动，发展中国家会发现他们自身处于全球学术劳动力市场的不利境地[8]，但这种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国际学术人才流向的状态正发生新的变化，“从外围国家向中心国家单向流动的‘人才流失’，被更复杂和分散的双向或多向人才环流所取代”[9]，一些国际知名的领军学者和一批极具潜力的青年学者已经开始选择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大学或科研机构作为自己长期学术职业发展的平台。对于中国的顶尖大学而言，在人才竞争全球化的时代，加快跨越式发展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抓住全球学术人才流动的新变化，以更开放的心态和更务实的策略吸引和集聚全球优秀人才特别是国际学者，进而形成具有世界水准的国际化人才队伍，这也是世界公认的全球顶尖大学的重要标志。 二、研究综述及研究方法 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国家战略的提出，师资国际化人才战略就开始在中国的顶尖大学得到广泛实施，也有不少学者围绕这一主题开展持续研究。在已有研究中，以师资国际化和人才战略为背景，围绕海外人才引进和流动的研究较多，如有学者对中外大学的师资国际化战略进行比较[10-12]，也有学者对国内大学师资国际化的主要策略和问题等进行分析[13-14]。相比之下，针对中国大学现有外籍学者群体状况的研究非常有限。如程莹等在对中国重点高校的国际化发展状况进行调查分析后指出，中国重点高校的国际化发展水平总体仍然偏低，外籍专任教师(含语言类教师)平均比例仅为2.3％，平均到每校不足40人，且语言类外籍教师占到四成以上，“985工程”高校的情况仅稍好于“211工程”高校等其他重点高校，但并不显著[15]。闫月勤对“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以及教育部直属高校等共115所大学的国际化水平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高水平大学拥有国际教师(即外籍教师)的数量非常少。平均每校仅为60人左右，东部地区的大学好于其他地区，上海地区的大学中国际教师比例最高[16]。李函颖等对38所“985工程”高校的境外专任教师引入状况进行了分析，指出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境外专任教师总人数逐年增长，但总量较少且分布不均，集中于理学与工学学科[17]。这几项研究工作包括了中国的主要代表性高校，能够初步展现我国大学外籍学者群体的状况。不过，相关研究也各有不足，如有的研究未区分从事语言类教学的外籍教师或短期工作的外国专家，对其得出的研究结论产生影响；有的是重点分析境外专任教师，但境外的概念使其研究群体的外延更广，如中国台湾地区是境外专任教师的第二大来源地，同时主要数据从各大学网站获得，存在一定偏差，外籍华人就不易辨别，出现数据失真。更进一步，已有研究主要是分析中国大学外籍学者群体的规模数量以及一般性特征等基本情况，但对中国顶尖大学集聚外籍学者的核心问题，即这些大学的外籍学者集聚为何是这个现状以及当前制约外籍学者集聚的突出问题等缺少进一步探讨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