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斯道雷(John Storey，1950- )是文化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其代表作《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曾对中国的文化研究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2019年，斯道雷出版了一部题为《激进乌托邦主义与文化研究：拒做现实主义者》(Radical Utopianism and Cultural Studies:On Refusing to be Realistic)的专著。在这本新书中，斯道雷不但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乌托邦主义”(utopianism)这个众说纷纭、充满争议的概念进行了深刻的考察，而且尝试面对当今世界的多重困局，建构一种“激进乌托邦主义”，以重新唤起文化研究的政治承诺。无论我们是否认同于斯道雷的政治立场与解决方案，他就“乌托邦主义”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对这些问题所展开的思考，都是不容忽视且值得探讨的。而在笔者看来，尤其值得深入研讨而又格外容易为人忽略的一点是，斯道雷对“激进乌托邦主义”(radical utopianism)的定义，事实上不仅源自他对托马斯·莫尔、马尔库塞等乌托邦主义思想先驱的文化实践的梳理与整合，而且还紧密地联系着他对于拉康这位从未谈论过乌托邦主义的精神分析理论家的某些论述的吸收与转化。在本文中，笔者将着重探讨斯道雷是如何从拉康的理论中获取思想资源，借此重新激活左翼脉络的乌托邦主义的。 一、从莫尔到斯道雷：何为“激进乌托邦主义” 如前所述，斯道雷的理论主张建立在他对思想史的梳理之上，他尝试重返托马斯·莫尔在1516年发明“乌托邦”(utopia)概念的时刻，辨析“乌托邦主义”曾被赋予的历史意义。当莫尔在那本原题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的小书中首次使用“乌托邦”一词时，topia是以希腊语单词“topos”为词根进行概念创造的。这一创造的关键之处在于莫尔给这个意为“地方”的希腊语单词所添加的微妙前缀“u”。这个前缀既暗指“eu”，又暗指“ou”：前者将“topia”修饰为“幸福的地方”，对应原题中“最完美的国家制度”(Best State of a Commonwealth)；后者则作为一个否定前缀，将“topia”修饰为“不存在的地方”，对应原题中“名为乌托邦的新岛”(New Island of Utopia)。鉴于这个一语双关的文字游戏，我们将“utopia”诠释为“存在于乌有之乡的幸福之所”(the happy place that exists nowhere)。 对莫尔来说，“乌托邦”似乎仅指一个存在于想象世界中的幸福之所，而“乌托邦主义者”则意味着那个不存在于现实世界的幸福之所的居民。但斯道雷特别指出，莫尔所发明的概念事实上还蕴含着某种带有普遍性的意涵。按照他的解读，莫尔通过其著作所达成的，不仅是对其心目中的“幸福之所”模板的描绘，而且还包含一项更具启示性和影响力的文化成就，那就是对于一种斯道雷称之为“乌托邦式的陌生化”(utopian defamiliarisation)的政治方法论的示范。莫尔在想象性的乌托邦世界与此时此地的现存世界之间建立了鲜明的对照，在“现存世界之所是”与“现存世界之可能是”之间建立了明确的接合，引导读者重新反思他们置身其间的现存世界，进而产生出一种对较现存世界更佳状态的向往。①斯道雷认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莫尔的《乌托邦》为后人演示了一种特定的政治方法论：想象一个存在于乌有之乡的幸福之所，借助这样的方式对此时此地的必然性与自然性加以陌生化，从而让“乌托邦欲望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utopian desire)变得可能(Radical：x)。 斯道雷所说的“激进乌托邦主义”，正是通过这种“乌托邦式的陌生化”方法运作的，其效能在于让人们不再将原本仿佛习以为常的现存事物与既定情况当作自然而然、理所应当的“既成现实”，其目的在于为“乌托邦欲望的生产”创造可能性条件。而“乌托邦式的陌生化”与“乌托邦欲望的生产”这两个“激进乌托邦主义”理论的关键要点，又分别联系着拉康理论的两个重要问题——“现实”(reality)与“真实”(the real)的区分，以及“欲望”(desire)与“匮乏”(1ack)的关系。 二、拒做现实主义者：乌托邦式的陌生化 当斯道雷提出“激进乌托邦主义”时，他自觉地将这种乌托邦主义区别于另外两种乌托邦主义，其一是“蓝图式乌托邦主义”(blueprint utopianism)，其二则是“乌托邦式的怀旧”(utopian nostalgia)，也被齐格蒙·鲍曼称作“怀旧乌托邦”(retrotopia)。“蓝图式乌托邦主义”是由莫尔发展而来的另一种乌托邦主义，试图为人们提供关于未来的理想蓝图或完美模板，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种乌托邦主义往往凸显了乌托邦作为“乌有之乡”的非现实性，因而有可能反过来阻碍政治想象力的发挥，令激进变革的诉求变得难以令人信服。“乌托邦式的怀旧”与“激进乌托邦主义”的根本不同在于，它将“幸福之所”设置在过去，借用鲍曼的说法，在“怀旧乌托邦”的视野中，那是一种“失落的/被偷走的/遭遗弃的却又不死的过去”②。斯道雷结合当前的政治形势指出，特朗普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就“调动了这种怀旧的政治能量”(Radical：107)。这一口号通过勾画一幅关于“失落的黄金时代”的美好图景——仿佛在过往的某个时代，美国曾经是伟大的——向美国选民提供虚幻的满足与许诺，同时压抑民众对于真正的激进变革的欲求。而这样一种“乌托邦式的怀旧”，正在越来越频繁地被逆全球化潮流中的保守主义政客所征用，成为他们应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种意识形态修辞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