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9)-001-08 DOI:10.13399/j.cnki.zgwxyj.2019.04.001 理解当代美国的文化研究，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1947- )是一个标志性人物。他1947年出生于纽约，60年代进入罗切斯特大学学习生物化学与遗传学，后师从海登·怀特研习历史。1968年毕业后，通过理查德·霍加特介绍赴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访学一年，接受了斯图亚特·霍尔倡导的文化研究。返美后，他进入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师从詹姆斯·凯瑞获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教于伊利诺伊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①。此后，他长期主编学术刊物《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与《公众文化》(Public Culture)，深刻影响了近三十年的国际文化研究。其代表性著述包括《我们将逃离此处》(We Gotta Get Out of This Place，1992)，《忘我的舞动》(Dancing in Spite of Myself，1997)，《把它都带回家》(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1997)，《陷入困境》(Caught in the Crossfire，2005)，《媒介建构》(Media Making，2005)，《未来时态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in the Future Tense，2010)。 近年，格罗斯伯格日益获得中国大陆学界的广泛关注。2015年，格罗斯伯格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先后在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等地进行了多场学术讲演与讨论。“语境主义”作为其思想标识引起了学界共同关注。陶东风指出，“格罗斯伯格自始至终强调的是文化研究的三个至关重要的概念：语境或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接合(articulation)，以及“交合”(conjuncture)”②；王晓明注意到，“他反复强调我们要真正理解‘what’s going on’”，即“要通过实际的社会分析来培养复杂的思想理解”③；陈建华则认为，“激进的脉络化”反映了近期西方人文学界“回归历史”的倾向，“把脉络化复杂化了”“更适用于‘历史时刻’”④。“语境主义”的确有助于理解美国文化研究方法，但更深入的讨论应该避免止步于方法论，避免把“语境”简单理解为结构主义符号学工具，如罗曼·雅各布森的语言传播六要素之一⑤。否则，不仅易将“语境主义”误读为一种自明的传播要素，而且难以把握它在当代美国语境中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意旨。 “语境主义”是特定历史过程与理论谱系的产物。一方面，它关涉文化研究从英国到美国的理论旅行，特别是依托传播学而逐渐为美国学术体制接受的经验；另一方面，它又继承了霍尔的“葛兰西转向”，通过“媒介”打开“中介”(mediation)的阐释空间，借鉴海德格尔与德勒兹的理论，倡导“情势”(conjuncture)而关注“未来”。因此，“语境主义”绝不只是一种文本分析方法，它包含着对现代性危机的别种理解，以及可能性未来的历史想象。围绕“中介”展开现代性反思，蕴涵着有待考掘的思想潜能。 一、语境主义：英国视角的“语境性”起源 对于美国媒介文化研究，中国学界更早熟悉的应该是约翰·费斯克和道格拉斯·凯尔纳。费斯克认为，“文化就是生产关于和来自我们的社会经验的意义的持续过程，并且这些意义需要为涉及到的人创造一种社会认同。”⑥“大众文化”就是“弱势者通过利用那剥夺了他们权力的体制所提供的资源，并拒绝最终屈从于那一权力，从而展现出创造力。”⑦他借用布尔迪厄、德塞图、巴特、霍尔、巴赫金等理论，对以电视文化为核心的大众文化进行解读，有意识颠覆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但他仅将理论当作工具，缺乏历史语境意识，其研究就像“在20世纪80年代的洲际漫游中所拍的一系列的快照”⑧。凯尔纳则认为，“一种媒体文化已然出现，而其中的图像、音响和宏大的场面通过主宰休闲时间、塑造政治观念和社会行为，同时提供人们用以铸造自身身份的材料等，促进了日常生活结构的形成。”⑨而“‘媒体文化’一词既意味着文化产业的产品所具有的性质和形式，也表明了它们的制作和发行模式。”⑩他将文化产品置于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语境，借鉴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后现代理论以及居伊·德波的奇观理论，展开对媒体文化与社会现实间的机制分析，使用“媒体文化”而回避“大众文化”。无疑，费斯克取径“文本—受众—体验”(11)肯定大众文化，凯尔纳则力图建立“一种媒体与技术的批判理论”(12)。与两者不同，格罗斯伯格却主张：“文化研究是研究‘语境’，而不是研究文化。”(13)那么，这一独特理论出发点如何理解? 1960年代，格罗斯伯格在跟海登·怀特学习时，就感兴趣于“把思想和哲学定位于历史和社会的语境中来阐释问题”(14)。进入伯明翰学习后，霍加特和霍尔给他开列了一系列参考书目，包括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1957)、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958)与《漫长的革命》(1961)、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霍尔的《流行艺术》(1964)。但格罗斯伯格却花了不少时间才逐渐读懂，因为这些著作都是“从英国内部的视角观察有关英国文化和社会的问题”(15)，作为美国留学生的他则对英国经验了解甚少。就此而言，“语境化”不仅是阅读方法，更是他理解英国文化研究的初始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