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19)06-0006-10 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于2013年在激进杂志Strike!的网站上发表了名为《论狗屁工作现象》①[1]的文章。文章虽短，①但因为触及了很多人的现实感受——工作中的无意义感甚至愤怒感，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小反响，先后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来自各个国家劳动者的反馈也层出不穷，甚至有“好事者”在伦敦地铁的车厢内张贴选自此文的“语录”。②有鉴于此，在接下来的五年内，格雷伯将此文扩展成书，意在挑战“当下的工作体制”(current work regime)，让其“成为射中我们文明核心的箭矢”——现代文明是工作的文明，在这种文明中，工作本身已成为目的和意义[2]ⅩⅩⅥ——并追问狗屁工作大肆泛滥的原因所在，从而呼唤一个每周只需工作十五小时的闲暇世界。 该书一问世就一石激起千层浪，《经济学人》《彭博》《纽约客》《金融时报》《纽约时报》《卫报》等各大媒体纷纷发表书评，据笔者所知，已有法语和繁体中文译本，③中国的各路媒体也出现了相关介绍文章，并引起一定反响。④另外，在英语世界也出现了严肃的学术评论，有的学者基本同意格雷伯的论述和筹划，并提出在新自由主义对福利进行紧缩的当下，要采用零敲碎打的(piecemeal)反抗来争取更多闲暇的时间；[3]也有对格雷伯的概念不以为然，认为他将某些工作岗位划分为没有社会价值的狗屁工作，是没有认清社会运作机制的表现，任何工作都含有一定的“狗屁”成分，因此关键不是消灭某些工作，而是去改变工作背后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如此才有可能让工作变得更人性、更有吸引力。[4]笔者将结合自己的问卷调查和通过即时聊天软件所进行的深度访谈⑤，揭示中国人对于工作的认识和态度，从而在对狗屁工作概念提出批判性质疑的同时，也反思劳动分工以及对工作内容进行安排的社会关系问题。 一、狗屁工作：一个似是而非的有用概念 在格雷伯看来，一份工作是否狗屁并没有客观标准，只能诉诸于从业者的主观感受：如果从业者认为自己的工作内容毫无意义并且对社会毫无裨益，那么这份工作就必然是狗屁工作，无论是否收入不菲，是否看起来高端上档次。当然，在现代工作意识形态⑥看来，所有工作都有其意义和价值。如果我们不喜欢某种工作，要么是我们不适合那份工作，要么就是我们好吃懒做，不思进取。我们很少会质疑工作本身是否有意义(当然，有些人会看不起那些低收入的体力劳动者，如农民工，但很少有人会怀疑他们的工作内容对社会的积极意义)。事实上，追问工作对从业者是否有意义，对社会是否有裨益，这似乎触犯了某种社会禁忌。格雷伯指出，有很多关于劳动者工作时是否开心的调查，但从来没有某种工作是否应该存在的调查⑦，“工作这个主题充满了禁忌。”[2]ⅩⅥ笔者在网上发布调查问卷时，有朋友认为我的问题“不接地气”，并向我反馈“很多人理解不了有没有价值和意义的问题，他们压根就不想这些”。这位朋友还指出，在他向自己的朋友转发调查问卷时——他还特地强调这几个人“都非常爱想事儿，甚至有一些都有比较好的哲学根基”，“他们都觉得(问卷中的问题)没有必要。让他们去思考一份工作能让自己做到人上之人，实现财富跨越，思考自己的工作对社会有所帮助，他们觉得前者有101％的重要，后者完全不care，只要能上去。”这位朋友及其他几位不愿回答问卷的朋友的确道出了某种心态：工作更多是获得收入和提高社会地位的手段，只要能服务这两者，工作本身的内容并不重要。 但是笔者从收回的232份问卷中可以看出，也有人愿意去思考工作本身的意义问题。有9.9％的人认为自己的工作完全没有意义；有7.3％的人认为自己的工作对社会毫无裨益，甚至有人反映说，在填完问卷后就萌生了辞职的想法。这个调查结果与格雷伯所利用的问卷结果出入甚大。但是另外一个综合各权威数据库、以47个国家的10万人为样本的调查结果表明，平均只有8％的劳动者认为自己的工作对社会全无益处，且结果随着国家、职业和年龄段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以2015年为例，在肯定“工作对社会无益”这个陈述的群体中，波兰劳动者比例最高(大约为13％)、墨西哥最低(大约为5.3％)、中国的比例大约为7.5％。[5]比例虽然没有格雷伯认为的那么高，但是这些“对社会无益的工作”对从业者身心可能会造成的伤害，依然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另外，到底哪些算作狗屁工作呢?在格雷伯看来，主要是公共部门的科层制工作，以及私人企业中的金融、保险、房地产等部门中的中低层管理与行政工作，这些工作在格雷伯看来，似乎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将它们消灭，对社会不会造成任何负面影响，甚至会造成正面影响——这是格雷伯用于判定工作岗位是否狗屁的客观标准。例如，他以1970年在爱尔兰爆发的为期半年的银行家罢工为例，因为这场罢工并未对爱尔兰的经济造成重大负面影响，[2]210银行业就可以视为狗屁工作。 但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银行罢工并不代表社会不需要有人来提供信用，只不过当时是由个人之间的信任网来提供信用从而让商业继续运行。而且1970年代处于经济金融化的前夕，与今天彻底金融化的世界相去甚远。在今天，脱离银行业的社会生产是不可想象的。另外，某种工作消失对社会是否有影响，这也是一个非常主观的问题，毕竟我们短期内无法让一种工作真正消失。例如在格雷伯看来，公司律师是彻底没有意义的狗屁工作，就像军队一样，只是因为某一方拥有，另一方也要拥有，但持不同观念的人则认为，“我们只要问假如没有公司法律师，一切会怎样，答案就自己揭晓了。”[6]再者，从业者的主观感受不能作为工作是否有意义或有益的依据。笔者收回的问卷中共有16人为金融业的从业者，有12人非常明确地认为自己的工作既有意义又对社会有益。按照格雷伯的看法，这些年龄在40岁以下的金融业中下层从业人员都应该认为自己做的是狗屁工作。而有些中下层的管理和行政工作虽然对从业者来说并无意义，看似狗屁工作，但是对其他人展开有意义的工作却是必不可少的，这部分工作只能部分精简，或者摊入其他工作职责，不可能消灭。⑧另以教师为例，有博士学位的大学老师和研究员普遍认为自己的工作有一定意义，但是对社会却没有益处，有人甚至写道，“无意义，大学该关门，大学老师统统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相较而言，具有学士和硕士学位的中小学老师则普遍认为自己的工作既有意义，对社会又有益处。这也是格雷伯的狗屁工作概念难以解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