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9.08.009 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以视觉形象的符号生产为基础的意指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曾经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表述方式。其形象符号的叙事过程以“呈现”而不是“描述”或“阐释”为主导，具有显著的直观性。但悖论的是，形象符号的直观性并不等同于话语立场的直接性。当我们越是依赖形象符号来理解生活世界，观看背后所隐含的观念世界便越难以被准确把握。大众文化所提供的观看过程及其背后的视觉性，与官方意识形态总是不可预期地处于某种张力关系之中。换言之，大众文化的各种形象符号既蕴含着深刻的“看的辩证法”，又受制于特定张力结构中的话语实践。“英雄形象”作为其中最具典型意味的形象符号之一，借助电影、电视剧、电子游戏、竞技体育等诸多媒介形态，弥散在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一方面，以政治话语和经济话语的张力关系为主线，它在历时性维度深刻揭示出大众文化形象符号生产的话语重构过程；另一方面，在共时性维度，它又在形象符号的生产/编码和消费/解码两个层面，充分展现了大众文化话语实践的复杂面向。不仅如此，立足于社会转型语境，其中蕴含的视觉隐喻及精神危机亦可得到更具现实指向性的揭示。 一、英雄形象的话语重构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英雄叙事无疑是最清晰可辨的主线之一。英雄崇拜亦是贯穿各个民族衍生发展过程的一种具有普泛性的文化心理意识。与此同时，这种文化心理意识以及由此生成的各种英雄形象，又带有显著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特征。正如有学者所言： 民族认同的重建不可避免地涉及英雄人物的生产与再生产，他们印证了真正的民族精神，体现了民族对意义、身份、统一性和集体生命力的追求。英雄人物与人们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象征符号、事件和景观一起，构成了一个可让民族共同体历代受用的独特文化宝库。正因为如此，每个民族的英雄人物都是其集体观念的可靠指标：“告诉我你心目中的英雄是谁，我就知道你是谁。”① 具体到中国当代社会转型语境，英雄人物的生产不仅同样蕴含着这种民族认同意识，而且深刻揭示了其形象符号生产与再生产的话语重构过程及其复杂面向。以大众文化20世纪80年代的滋生为节点，此前的英雄人物形象塑造作为官方主流文化的关键表征之一，主要是由政治话语主导的。其中最具表征性的，当属“文革”时期以“革命样板戏”方式得到极致化传播的“高大全”式英雄形象。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英雄形象的塑造在媒介类型和文本类型等方面，都具有此前难以企及的丰富性。更重要的是，参与其中的话语形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话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关键，则是把握这种变化最直观的线索。从话语重构的角度，经济话语与政治话语所构成的张力关系，无疑是考察英雄形象符号生产的一个核心议题。 众所周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大众文化日益成为当代中国的主导型文化形态。在这一过程中，政治话语逐步改变了原先在一切社会生活领域的支配性地位。尤其是在大众文化视觉形象的符号化生产和再生产中，政治话语经常处于一种隐匿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后者的在场效应已经不复存在。特别是英雄形象的符号生产，其内在的宏大叙事属性以及与民族认同乃至国家形象建构的关联度，皆与政治话语的意识形态诉求相契合，并因此成为后者重点关注的视觉形象符号之一。这一点，尤其在主旋律影视剧、竞技体育传播中得到了彰显。其中主旋律影视剧作为大众文化与官方主流文化“合流”的典型形态之一，充分展现了英雄形象的宏大叙事在社会转型语境之下的新面貌。无论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建国大业》《建党伟业》，还是作为不同类型片的《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战狼》《流浪地球》等，都既运用了非常多元化的形象塑造手段，又深受政治话语的潜在影响。而竞技体育则通过大众媒介的全方位传播，成为国家和民族之间日常竞争的重要领域。布尔迪厄在探讨电视这一当代最具代表性的电子媒介形态时，曾深刻地指出： 由于每个国家的电视都赋予某个运动员或某项体育运动以更多的位置，以能更好地满足民族的或民族主义的自尊心，因此，电视的再现虽然看去只是一种简单的录制，却将全世界的运动员之间的体育比赛改变成了各个民族冠军之间的较量。② 竞技体育——尤其是足球、篮球等受到普遍喜爱的运动项目，以及奥运会等充分反映国家综合实力的大型体育赛事，因此成为大众媒介传播中始终备受关注的优质资源。而其中的冠军选手则作为竞技场中魅力四射的英雄人物，被塑造为国家形象和民族身份的代言者。政治话语既参与其中，又与大众文化的形象符号生产逻辑构成一种潜在的博弈关系。无论在电影、电视剧还是竞技体育传播中，其形象符号生产过程都凸显了这一点。而且在奥运会这类高度体现国家意志的体育盛会的大众传播中，形象符号的生产过程远不只局限于竞技体育本身，而是涵盖了与社会现实息息相关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内容。所有这些内容在现实维度的叠加，便足以揭示出当代社会转型在宏观层面的诸多表现及其现实问题。如果将其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来考察，政治话语始终都是最具决定性的话语力量之一。 政治话语的高度参与性所反映出的当代文化事实之一，便是大众文化与官方主流文化的日益“合流”，并不能完全弥合二者在形象符号生产的话语逻辑层面的紧张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英雄形象的话语重构正是由它们之间的张力所决定的。历时性来看，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是在政治话语及官方主流文化所提供的“温床”中滋生的。它摆脱早期的寄生性，经由20世纪90年代的勃兴期再到21世纪以来的文化主导期，这本身即为社会转型的关键表征之一。英雄形象视觉建构过程中的话语张力，既可以被理解为大众文化仍然残存的寄生性所导致的“附魅”现象；更是它出于自身话语立场对官方意识形态的一种策略性“返魅”。因此值得注意的是，政治话语通过竞技体育及其冠军选手对国家形象和民族身份的精心营造，在实际效果上是需要多方考量的。比如，西方媒体透过奥运会所描述的当代中国形象，远未达到官方意识形态的预期效果。③更重要的是，政治话语借助大众传媒所塑造的体育英雄形象，与电影、电视剧、电子游戏等一样，必须在一个以“眼球经济”为特征的大众文化产业之下进行考察才更加完整。尽管政治话语在英雄形象的符号生产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其中同时还包含着与之构成特定张力关系的其他话语类型的参与。正是它们共同构成英雄形象符号生产的复杂面向。就“观看”的社会化建构过程来说，经济话语无疑是这一张力关系中最需要重点考察的一个维度。因为在根本上，大众文化产业所遵循的内在逻辑是由经济话语提供的。政治话语的意识形态诉求，最终都需要借助围绕市场法则建构起来的经济话语的编码/解码过程才能产生现实效应。以此为依据，大众文化对竞技体育的传播在事实上又是一种“祛魅化”的过程。其典型方式，一是对体育赛事“奇观化”和“节日化”效果的营造，二是对体育选手的“偶像化”和“商业化”效果的营造。无论在哪个方面，其对英雄形象的视觉生产都带有强烈的“祛魅”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