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变迁的本质 我国的节日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民族情感和文化血脉，承载着中国人的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美好愿望，承载着社会和谐、人民和乐的基本需求。农业社会中的节日追随自然时间的律动，春来夏往的四季轮回，斗转星移的时序递进，给人最直观与最真切的节律嬗变感受，逐渐形成节日。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的节日体系紧紧围绕着时间标尺，展现出独特的、世俗的、社会的时间观念，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核心，将公历的、农历的时间制度和政治性、季节性、文化性的时间标准汇集成为多元的节日参照体系。 70年来，我国的节日文化、人们的节日意识发生了诸多变化：妇女节、青年节等国家节日表现出节日体系中“集体时间”的建构①，春节等传统节日的社会认知日益抽象又难以割舍②，传统节日活动的内容、空间、仪式等方面传承缺失，导致节日沦为空洞的符号，“大长假”“小长假”“黄金周”之类的“假日制度”取代“节日制度”，休闲文化取代节日文化③，以及由此发展出对于西洋节日(圣诞节等)和新兴节日(双十一购物节、女王节等)的狂欢与追捧。④这些新现象也促使近年来国内对于传统节日的研究成果渐增，但整体上的研究旨趣多集中于节日民俗志或民族志的撰写，侧重描述从古至今的传统节日风俗，展现节日文化中民众的日常生活，具体揭示节庆风俗中的历史渊源、文化意义与社会功能，以及一些少数民族节日饮食文化、消费观念与习俗传播等方面的内容。遗憾的是，当前研究少有从整体、系统的角度，针对诸多现象与变化背后的理论逻辑进行反思，似乎陷入了个案式、碎片化的危机，这不利于深入认识节日文化的内在机理，探究节日的当代精神价值，保护节日的文化内涵。因此，从历时的、纵向的角度梳理新中国节日变迁的过程与内在机制，是本文重点思考的内容。 节日变迁的本质是时间标准和仪式化特殊时间表现方式的变化。表面看来，节日没有随着自然时间的变化而迁移，正如日历上的时间年复一年的重复，节日也不断重复着，但深入观察可以发现，随着社会的时间标准的变化，节日体系、节日文化都在不断变化。从这一角度去审视，节日更像一个附有意义和象征性的时间容器，需要人们去填充。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们所使用的时间标准，以及围绕这一内在的时间标准而构成的符号象征体系，还有由此形成的诸多仪式化表征，如民众身体的国家化、集体化节日庆典制度、商业行为与现代性的规训，周期重复的祝福语和放炮、歌舞、叩首、祭祖姿势等仪式化符号组织进人们的特定话语之中。它们使得“节日”这一时间容器的内容不断丰富，不断变化。 基于此，本文以时间标准和仪式化表征为核心构建理论框架，以节日变迁过程为研究对象，考察节日文化与节日体系在不同阶段中得以形成和建构的过程，并试图展现各阶段的主导性特征及其背后的内在逻辑。 节日变迁的内在逻辑：节日、时间与仪式化 汉字“节”(節)的本义是竹节，泛指植物分枝长叶的地方，把岁时季候的渐变过程分解成像草节、竹节一样的间距，把节气相互交接的时间叫作“截日”⑤或“交节”⑥，由此转意为“节日”。古代把春分、立春、夏至、立夏、秋分、立秋、冬至、立冬定为八节，并分出二十四节气，正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所叙述的“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节，各有教令”。⑦因此，节日首先代表了古代农业社会中自然时间的节点。这与西方节日体系的建立有很大不同，西方节日多围绕宗教活动的神祇与神圣性，而中国节日则关乎农历时间制度中的节令农时。受儒家思想影响，节日也被理解成节制自己的日子。《说文解字》中“节”为竹约，其中约是缠束的意思，以竹节的“节”引申出节约、管束之意，节日就是自我节制、管束、停顿的日子，在约定俗成的节日通过古老的仪式、细节，追思先人之德，调整天地与人伦的关系。⑧总之，节日的形成与内在的时间标准有关，作为特殊时间的特殊标记，是人们在一定的历史社会过程中形成的特殊时间单元，是自然时间和社会时间标准下的统一体。⑨正如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所说，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节奏深深地根植于他们所采用的历法当中，一年中总有一些很普通的日升日落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⑩所以，“节日”是特定族群、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依照内在具体的时间标准形成的特殊时间节点，并通过外显的、传承的、周期性、仪式化的祭礼、庆典、娱乐活动等表现出来。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历史上，总体依据计时方法表现出二元一体的节日体系特征，即依据代表自然时间的农历节日(如春节、清明)，以及依据社会时间的公历节日(如民国时期的元旦)。 “时间性”是节日的根本特性。什么是“时间”，“时间”的标准是如何制定的?对于“时间”的界定，涉及物质取向与社会取向的差别。在现代社会的变迁中，“时间”这一概念不仅仅是历史背景因素，而且是社会发展和运行的纵向变量(11)，是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分析个体和群体日常社会行为的重要分析工具(12)。“时间”兼具自然性和社会性，天体运动所造成的周而复始的节律，四季循环和昼夜交替等都是自然形成的时间(13)，是一种可以测量的、客观的、需要去填充的虚无的钟表时间(14)。埃文斯·普理查德通过研究20世纪的非洲努尔人，将这种时间概念表示为“生态时间”，与之相对的概念是“结构时间”，并认为这种时间的社会性调整和指导着时间的物质性。(15)涂尔干关注时间的社会意义，认为时间是一种集体现象和思想范畴，是集体成员所共享的集体意识，代表了时间的“质”。(16)索罗金和默顿认为，时间的“质”也是重要的时间特征，强调社会时间和组成社会时间的活动以及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17)相较于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定量时间与质性时间的类型化标准，乔治·古尔维奇区分了宏观社会时间(时间的深层，制度、机构、共同的象征)和微观社会时间(群体、集团和社区的特征)。(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