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归来”与文化研究的重建

       作为新一轮世界经济危机的符指，2008年金融危机让很多西方学术精英甚至国家政要再次走近了马克思，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马克思东山再起”“马克思归来”等话语随之不断见诸各类著述①，继而间接地催生了作为一个学术热点的文化研究未来形塑，集中见诸美国学者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的专著《文化研究的未来》②、美国学者保罗·史密斯(Paul Smith)的编著《文化研究的重建》③、澳大利亚学者格雷姆·特纳(Graeme Turner)的专著《文化研究怎么啦?》④、英国学者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的专著《文化和媒体研究的数字化前景》⑤等。由于“文化研究已经寿终正寝”“文化研究走向何方?”等“杂音”幽灵般回荡在当下的文化研究共同体中，这些旨在基于深刻检视文化研究现状而探究文化研究未来的著述，悉数传播迅速，影响广泛。这种情势的出现，对热度已大不如从前的文化研究而言，固然是幸事，但同时也难免让人好奇，既然众所周知文化研究的形成和发展直接联系着马克思、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归来”与形塑文化研究未来的耦合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否具有某种征候(symptomatic，又译“症候”)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与英国文化研究的形成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显影至今，英国文化研究始终徘徊在“十字路口”，见诸研究范式的不断转移或研究旨趣的随时变换；新时期以降，尤其是在被公认最具实体性质的文化研究机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于1987年被解散、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专业在2002年被撤销之后，情况更是如此，由此引发有关学者重新规划或形塑文化研究未来的努力。早在1990年前后，文化研究共同体中就不断有形塑其未来的著述面世，比如保罗·史密斯的论文《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论文《文化研究的未来》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论文《种族、文化和传播：文化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研究的未来”近年来能够再度吸引学者似乎不足为奇，但我们稍加注意便会发现，这些新著述都可谓是“马克思归来”的产物，这些作者在为文化研究形塑一种别样未来的同时，均着力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之于文化研究的已然及应然之贡献，这一现象着实令人深思。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研究的贡献之一是它促成了英国“新左派”的形成及新左运动的开展，而英国新左派及新左运动则直接联系着英国左翼知识分子基于二战前后的“活生生的经验”，二战后的社会情势对斯大林式马克思主义的反思，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形成和显影所不可或缺的文化主义研究范式有效地提供了社会和政治资源。比如，英国文化研究主要奠基人之一雷蒙·威廉斯作为新左派的重要代表，不但积极参与了成人教育运动，表现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大兴趣，还倡导并致力于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建构和研究：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总是承认多样性与复杂性，总是考虑变革中的连续性，总是虑及偶然性和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但是，即使有这些保留态度，它依然总是把种种经济结构的事实和因之而起的社会关系视作主线；基于这条主线，文化被编织而成，而沿着这条主线，文化得以被人理解。这依然是一种强调而不是具体的理论，它是我们这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继承的传统。⑥

       在回归学院体制后发表的《你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吗?》一文中，威廉斯依然宣称，倘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关乎“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演变的基本界定，然后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迫切需求”，以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他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界定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因为“这些是我现在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立场，而且我勉力根据这些立场来安排我的生活、我的活动”。⑦威廉斯认为，既然当代马克思主义已将视野拓展至“政治和经济形构之间的关系、文化和教育形构之间的关系，以及或许极其困难的情感和关系的形构——它们是我们的即刻斗争资源”，“再次认识到整体性的真正意义”，那么，当代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是“一项运动，我发现自己是其中一分子而且乐此不疲”。⑧事实上，威廉斯确曾毕其一生“乐此不疲”于当代马克思主义这一“运动”，因此实现了从左翼利维斯主义者到文化主义者再到文化唯物主义者的蜕变。

       英国文化研究的另一重要奠基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E.P.汤普森(Edward P.Thompson)，其书写社会底层历史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既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历史大作，更是“专业历史学家圈外的一个政治灵感之源”⑨，堪称当代马克思主义著作典范。在阐释英国工人阶级及其形成过程中，汤普森不但发现了“马克思身上的真正沉默”即价值系统及文化的作用⑩，而且强调了阶级原本是一种历史现象、一个过程——“我强调它是一种历史现象。我不把阶级视为一种‘结构’，也不把它视为一个‘范畴’，而把它视为实实在在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之中的某种东西”(11)，以及经历之于(工人)阶级产生或者形成的重要性，即连接社会存在与阶级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社会意识，认为“阶级经历主要由人们出生时就进入或者后来被迫进入的生产关系决定。阶级意识是用文化的方式对这些经历进行处理的方式，体现在传统、价值系统、观念及组织形式之中。如果经历可以先在地决定，阶级意识则不然”(12)。

       所以，汤普森赞成的是一种重视人的经历和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无疑是因为他受到了马克思关于异化、商品拜物教和物化等概念的著述以及马克思关于人及历史的观点，尤其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启发(13)。汤普森认为，阶级的形成仅仅有“利益的同一性”是不够的，还必须加上“教育程度”“全国性的联系”“政治组织”等因素，所以，阶级并非是一个能被抽象地或孤立地定义的社会与文化形构。这样的一种观点既是汤普森在政治上对斯大林式马克思主义的反拨，也是他在理论上从左翼立场对阿尔都塞结构主义和右翼反对派的抵抗，暗示了作为其“自下而上”史学观的政治着眼点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