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与国际秩序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国内外学界再次兴起关于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讨论。一些研究者认为，冷战结束之后建立起来的由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处于危机之中，甚至正在走向终结。①一般而言，美国所主张的自由霸权秩序主要建立在四个支柱之上：一是美国自身的超强实力、二是美国拥有的为数众多的盟友与伙伴、三是美国支持的一系列国际制度、四是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的美式自由主义价值观。在有关国际秩序转型的讨论中，研究者们围绕美国实力的衰落、国际制度作用的下降、自由主义理念式微等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相比之下，美国的联盟体系及其盟友在秩序护持中的角色，是一个并没有得到充分探讨的问题。

      国际秩序是以国际体系中的特定实力分布为基础形成的一套利益安排，会以不同程度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方式确定下来。单个大国很难凭借自己的实力塑造一整套国际秩序，必须争取实力强大、数量众多的国家支持和追随。从民族国家形成以来的历史经验看，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以联盟和反联盟方式进行的互动，贯穿国际秩序建立与维持、危机与瓦解、转型与重塑的整个过程。本文试图探讨联盟在国际秩序形成和演变过程中的作用方式与机制，尤其是要把握在秩序维持和转型过程中，联盟关系的强弱变化。从一个更长的时间段审视联盟内外关系对国际秩序转型的影响，对于理解当前美国与盟友之间矛盾的意义与限度，以及国际秩序的走向无疑是有益的。

      一、联盟在国际秩序演进中的作用

      联盟是国际政治中经久不衰的现象之一，是国际安全领域最为重要的行为体和互动形式。根据广为接受的定义，联盟是国家间以正式和非正式协议确立的安全义务与承诺，承诺在面对特定安全形势时，或相互支持，或保持中立，或互不侵犯。②由此可见，联盟在本质上是国家以寻求外部支持的方式，保障自身安全的一种手段。自人类形成以政治团体为基本单位的区分以来，联盟与反联盟就是这些团体之间互动与合作、竞争与对抗的基本方式。在民族国家体系产生之后，国家间正式安全联盟的维持就从未间断。随着国际格局演变和安全形势的发展，不同国家之间缔结的联盟历经形成、延续和衰败的生命周期，塑造着国家间战略互动的走向，也左右着地区或国际体系中战争与和平的进程。

      联盟的影响突出体现在它们在国际冲突与危机中扮演的角色。20世纪以来重要的国际战争，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两场全球性战争，以及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海湾战争等地区性战争，都是某一联盟对抗另一联盟(国家)的战争。在为数更多的国际冲突和危机中，只有较少一部分是在两个独立国家之间进行的。进入21世纪，联盟仍然在大国竞争中居于核心地位。在欧亚大陆，北约的持续东扩引发了新一轮的地区安全危机，美俄之间的战略矛盾还围绕北约推进前沿军事部署、拓展军事基地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等诸多议题展开。在亚太地区，不论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还是特朗普政府推动的“印太战略”，其中重要的一环都是强化与美国盟友的安全合作，重新协调与盟友之间的安全义务，并且试图塑造盟友在维持美国霸权秩序中的行为。③

      为了探讨联盟在国际秩序建立和维持过程中的作用，首先需要明确国际秩序的概念。国际秩序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者(通常是大国)在相对稳定的实力对比基础上，围绕彼此的利益分配和调整达成明确或暗含的共识，并据此形成一套约束各自行为方式和彼此关系的规则与制度。④这意味着，国际秩序包括实力对比、利益协调和制度安排三个要素。秩序建立的基础是主要大国之间形成相对明确和稳定的力量对比。如果力量急剧变化，各方的需求不一致，就难以形成对秩序的共识。秩序的核心内容是主要大国对如何获取利益以及如何协调彼此利益的冲突形成共识，并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秩序的外在表现是大国之间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方式确定下来的一套可以遵守的安排。

      由于国际秩序是建立在国际体系中主要大国之间的特定实力对比的基础之上，因此，联盟在国际秩序的形成、维持和瓦解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受到国际结构特征的高度约束。从1815年以来民族国家体系的变迁看，⑤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对比主要是朝着集中化的方向发展，经历了从欧洲多极体系到美苏两极体系再到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的变化。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则开始了一个权力分散化的过程，但是还未完成向新的两极或多极体系的转变。

      欧洲多极体系下的秩序安排是由几个大国共同确定的，它们通常是大规模战争之后获胜联盟的成员，能够在战后秩序安排中获得更多的领土、财富和势力范围。在冷战时期的两极体系下，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经过激烈争夺之后也会形成势力范围划分和约束彼此竞争的行为规则，它们之间的竞争以对立联盟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以各自领导的联盟为基础，形成各自主导的等级秩序。冷战结束后，美国将原本在西方阵营内部存在的霸权秩序向更广泛的地区扩展，在欧洲主要是以北约持续扩员进行，同时也推动北约在防区外(主要是中东地区)开展军事干涉和维稳行动，在亚太地区巩固双边军事联盟。从这几个历史阶段的经验看，国际体系的实力分布是影响国际秩序形态的自变量，而联盟的实力、规模和凝聚力的变化，对于秩序的建立和维持发挥着重要的中介变量的作用。

      在经典的欧洲多极体系下，国际秩序通常是多个大国之间权力竞争的附带结果，并不是某个大国意志的体现，也不太可能是一种有意识的设计。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指出，“任何时期确立的特定国际秩序主要是体系中诸大国利己行为的副产品。换言之，体系的格局是大国安全竞争的无意识后果，而不是各国齐心协力维护和平的结果”。⑥欧洲体系中的大国为了争夺领土、财富和势力范围，经常发动战争。大国之间频繁缔结和变更联盟，主要是围绕以备战和作战为核心的安全目标展开的。显然，国际秩序的建立和更替通常以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惩罚和战后分账为基础，以列强在战后召开国际会议和订立和约的方式加以确定，典型的包括1815年之后的维也纳和会、19世纪中期欧洲大国协调会议，也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凡尔赛合约》所确立的秩序安排。联盟在秩序形成中的作用是间接的，它可以增强一个或另一个大国的实力，而赢得胜利的大国及其盟友掌握了战后秩序安排的主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