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关系是构成中国历史文化中各种关系的基础。从《红楼梦》以来，以家族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屡见不鲜。新移民作家由于其生长背景、所接收的文化思想资源等原因，同样对中国式家族历史叙事情有独钟。张翎的《金山》《阵痛》《交错的彼岸》、严歌苓的《陆犯焉识》《妈阁是座城》《第九个寡妇》、施玮的《世家美眷》《红墙白玉兰》、袁静梅的《忠臣逆子》、陈谦的《繁枝》《覆水》等，皆是关于中国家族历史的小说创作。但因为她们具有移民的边缘身份、处于他国语境之下的文化差异以及回望故国历史的距离感，她们的家族故事中夹杂了多种文化经验的审思与认知，携带了异域与本土双重文化糅合的特质。同时，作为女性作家不可忽略的性别立场与伦理诉求，也正因边缘身份与异域经验，呈现出不同于国内女作家同期同题材小说中的文化视野与写作向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女性作家关于家族历史叙事的作品，如徐小斌的《羽蛇》、王安忆的《天香》《纪实与虚构》、赵枚的《我们家族的女人》、张洁的《无字》等，也数量颇丰，并别具艺术风格。相比较而言，国内女作家大多通过家族代际更迭，普遍性地强调历史传统与现代认同，在现代性的链条上反思与重构历史家族中的女性形象与人伦关系，凸显男权历史下被遮蔽的女性以及女性的反抗；新移民女作家则更注重突出“家”的空间感以及空间视域中女性生命的智慧与活力。在思维方式上，她们呈现出的是“我是什么”，而不是“我反抗什么”，即建构的内容远远大于解构对象。在写作方式上，她们改变了以往以时间意识而进行的家族历史叙事，她们对个体人的关注与对人性的剖析远远大于对家族代际发展的兴趣。在女性书写中，突破以往女性以“出走—反抗”的方式以求独立的写作模式，她们以“内部实现自由”①的价值理念来思考女性自我实现与性别和谐的期待。她们在文化视野的切换中重估古典文化，在“至善”伦理制高点上思考社会伦理与文化融合的可能途径。 一、空间想象与“女性出走”模式的改写 某种思维方式的形成，与一定的时空结构有关。长期以来，我们偏重于以纵向性的时间维度思考问题，却忽视了空间对人的思维结构的影响。在家族小说中，多数呈现出代际演变的规律，并以“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模式加以叙述。中国现代文学中经典的家族小说《家》便是这样的，从老太爷、克安、克定到觉新、觉民、觉慧一代，呈现出“后代就是希望”的进化论思想理念。在《雷雨》中亦然。到当代文学中，以《白鹿原》为例，有了文化反思的意味。女性作家的作品如王安忆的《天香》、铁凝的《玫瑰门》以女性视角切入，呈现出代际女性意识的嬗变。但任凭切入点的变化，其历史性、时间性意识都非常明显。在新移民作家的小说中，上述因素皆有，但空间结构则更凸显。家族的起落兴衰都只是一个叙事的背景。她们重在思考的是这个背景中的某个人以及这个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命力。“家”“家族”本身都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它的文化表征除了“归宿”，也可以理解为对人的束缚。新移民女作家另辟蹊径，她们所要探寻的是女性如何在封闭空间尤其是封建家族的压制下以“不出走”的形式获得自由与生命力的可能。这样一种思考改写了20世纪女性为寻求独立“出走”的写作模式。 严歌苓的《陆犯焉识》中有两条线索：其一是男主人公陆焉识，作为一代知识分子，寻求自由的历程；另一是女主人公冯婉瑜留守家中“一生等待”的过程。从小说叙事时间看，最初陆焉识为了自由，以出国留学的名义逃婚。这样的写法延续了“五四”知识分子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创作模式。但“同途却殊归”。陆焉识在国外逃了三年，并有永远留在国外的机会。最终他放弃了。回国后，他仍然在逃避家庭、反抗不义、寻求个性独立与自由。然而，在他坚决拒绝名利权贵抑或极尽放纵自我的过程中，他似乎都没有找到真正的自由。有学者也如是评论：“异域的空间政治在对陆焉识构成精神挤压的同时，亦引发了他对自由的反思。……即使在这个崇尚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国度，陆焉识念念不忘的依然是恪守传统女德、温良贤淑的冯婉瑜。”②也就是说，外在空间与精神空间并不必然等同，甚至有可能截然相反。陆焉识回国，被关押在西北大草原上监狱里最黑暗最恶劣的一间。反而就在这里，他顿悟到自由与爱的真意。换言之，外在环境的促狭，更可能使人遁入心灵的世界，达到庄子所言“心斋”“坐忘”的境界。列斐伏尔、福柯等西方理论家所主张的空间文化，皆与政治权力有很大关系，上述对陆焉识的分析也包含这个因素。但如果介入性别视角，女性以天性疏离政治的思维方式又使“空间”呈现出不同的内涵。如果说陆焉识走遍千山万水，方悟自由所在，小说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冯婉瑜一生都没走出“家门”，她活在自己的自由世界中。她的“炮楼”更是她最终的选择。冯婉瑜从小由姑妈(陆焉识的继母)带过来，长大后在姑妈安排下，和陆焉识结婚。父母包办，亲上加亲。这是严歌苓叙事的圈套，她用很老套的模式讲述一个“新新女性”的故事。五四时期反抗父母包办的婚姻，如子君所言“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应该说只是为争得一个自由的理念与自我选择的权利，并不一定出于爱情本身。《陆犯焉识》中冯婉瑜，她从小就欣赏陆焉识的博学，婚姻包办“正中下怀”。她以其温柔贤淑、静穆等待的形象改写了“五四”以来“娜拉出走”的主题。事实上，20世纪的中国女性文学一直高响着“出走”与“反抗”的声音。新移民女作家创作中，这种声音渐弱，她们着意的是建构一个女性自我的世界。所以，冯婉瑜不需要“出走”，即使陆焉识归来，冯婉瑜以“失忆”的方式回绝了他。她把自己关在“炮楼”上。“炮楼”的隐喻在于，它是一个自我的世界，外在的封闭与内在的充盈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