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城市以及城市文化身份来源的认知不仅与“历史/时间”相关，还指向“地理/空间”。城市空间的呈现是实体地景与人类意识相互作用的结果。生活在一个城市，必然会与其中的某些街角、地标、建筑等地景发生关系。这些地景并非都是纯消费性场所，也镌刻并承载了某时期人们生活的体验，默默诉说着城市的历史，并透过日常生活渗透进人们的意识，从而形成某种私人或公共记忆。 因城市发展的需要，不少地景面临拆迁重建的命运。这不仅彻底改写了人们对此地的记忆，也斩断了个人与此地历史的纽带，城市的历史面临被悬置乃至遗忘的命运。无疑，地景消失的命运已成为今日香港发展的常态，给不少港人带来相当大的感触。多年来，“怀旧”之风不减，很多时候还会上升到集体记忆的层面，如同葛亮所言：“一座钟楼都成了一代人的想象凭借。”①自1998年起，市区重建局开始提出多个旧区重建计划，②希望能为城市发展带来新的面貌。当某些著名地景面临被拆迁的命运时，港人会不惜代价去保护它们，以此为“我城”的历史留下记忆的载体。这源自香港“变动不居”的特性，造就了港人独特的历史敏感。③保护地景的意识实则是一种历史危机感的寄托，以此看出港人对一段城市历史的珍视。 香港节奏快，拆迁快，港人恐惧于码头、渡轮、骑楼、木屋、小店、街招吊牌、二楼书店等的消失，消失美学兴起。④纵观并考察1980年代以来香港小说中的香港书写，可以发现“消失”成为不少作家笔下的主题。地景的消失与重建，正反映出香港文化身份的混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得港人无法在现实社会中找到相应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于是，他们选择重塑过去，试图建立一种与过去相延续的关系，在召唤过去记忆的过程中找回一种与“根”相连的认同感。在这种情况下，“地志书写”成为该时期香港书写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现象，大量关乎“消失”主题的创作应运而生。 一、重塑“香港”的记忆与形象 香港回归后的20年间，“香港社会似乎弥漫着一种愈来愈重的，对‘消逝’的焦虑，大众对于香港本土文化的兴趣与关注有增无减，保育、寻索本土文化的声音不断”。⑤伴随于此的是香港本土意识的再度兴起，成为香港社会以及香港文学界的热点话题，“香港文学中的本土性必然继续会是文学评论中重要的议题”。⑥其中，大量聚焦“消逝”地景的“地志书写”和“文学地景”应运而生，成为“本土”思潮下的重要产物。 实际上，香港文学从来不缺地志书写。蔡益怀注意到这种地志书写形成了“在地抒情”的传统，而且这种传统可上溯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地抒情，从香港的生活出发，用香港人的眼睛去审视香港人的世相，用香港的话语书写香港的社会人生，这个传统在香港一直存在，一直延续，而且还会继续延续下去。”⑦这种对地方的记忆、想象、认同、依恋与归属感，可视为“恋地情结”，并蕴藏在“地志文学”这种在地抒情的传统之中。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透过不同年代的地志文学感受作家的在地情怀，并通过具体的地景描写认识香港的过去与当下，以此重建“香港”真实而全面的形象。舒巷城笔下发生在西湾河筲箕湾、香港仔、鲤鱼门海峡以及黄仁逵笔下的柴湾、南华泳场和阿公岩等的人情物事，均流露出一股股温暖而纯美的乡土人情(《太阳下山了》《鲤鱼门的雾》《网中人50's》)；辛其氏笔下的“我”回到原来生活的钻石山木屋区，发现一切已难以辨识(《索骥》)；马国明笔下的“我”回忆起童年生活在荃湾的点滴，南华铁工厂、中国染厂和大窝山寮屋区历历在目(《荃湾的童年》)；唐睿描写已消逝的安置区，为香港这本书做“脚注”(《脚注》)；潘国灵笔下的一对父女在九龙寨城公园怀古，回忆已消逝的九龙寨城(《游园惊梦》)；潘国灵聚焦生活在旺角及油麻地一带的江湖术士和妓女等(《突然失明》《莫名其妙的失明故事》《麦田捕手》)；潘国灵、谢晓虹、林超荣、王良和、许荣辉、陈宝珍、麦树坚笔下的徙置区、公共屋邨和唐楼，如Y形屋邨(潘国灵《合法偷窥》)、H形公寓(谢晓虹《哑门》)、徙置区(林超荣《蔷薇谢后的八十年代》)、华富邨(王良和《华富邨的日子》)、唐楼(许荣辉《鼠》、陈宝珍《望海》、麦树坚《千年兽与千年词》、李维怡《平常的一天》)；也斯笔下的爱美丽重游童年生活之地元朗屯门(《爱美丽在屯门》)；李碧华、海辛重现石塘咀的“塘西风月”(李碧华《胭脂扣》、海辛《塘西三代名花》)；海辛、施叔青、黄碧云、马家辉笔下的江湖之地、风月场所，包括庙街(海辛《庙街两妙族》)、中环、上环(施叔青《香港三部曲》)、湾仔(黄碧云《烈佬传》、马家辉《龙头凤尾》)等。 由此可见，“地方”意义的生成与完足都离不开“人”。具体到“香港”这一语境，陈国球曾指出，“香港人”是“香港”地方意义生成的关键。⑧“人”对地志产生的情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地方感”(或称“在地感”“地方精神”)，“颇能呈现对‘本土’的关怀”。⑨历史有情，人间有意，“地方感”承载着浓厚的人地情缘，加强并巩固着人们与所在地的关系，并通过一代代人的传承来保存城市的记忆及建构城市的形象。 二、深入“香港”记忆的底层 纵观1980年代以来香港小说中的“地志书写”，“地方感”在已消逝地景的书写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物非人非”是他们睹物(已变形的城市)思人(旧人)后的最大感慨。在也斯的《点心回环转》里，面对旧区重建，食神老薛无限感慨：“这不光是拆了几条街的旧区重建，可惜的是原来建立起来的社区关系，种种生活累积的经验，也一下拆掉了。”⑩《红白蓝的故事》里在巴黎留学的皑返港奔丧，顺便重走曾与初恋情人天蔚约会的熟悉的路，遗憾地发现：除了分科诊所门前那株刚好开满花的木棉树能给他一点安慰之外，他所感受到的，就只有怅惘。(11)《照相馆》里，西西通过照相馆的结业来隐喻一段边缘旧区历史的结束。面对放在饰橱里的自己和别人的照片，白发阿娥感到自己与如此多假的人生活在一起，甚至产生“不知道自己是真还是假，活在一个真的还是假的世界里”。(12)随着照相馆的结业，这些人的“历史”也会随之一同被埋葬。小说的结尾以婉拒小女孩照相的请求结束，暗示了“社区重建所引致的人文经验断裂，既使城市记忆失去载体，复使下一代失去文化传承之所由”。(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