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文学史上所命名的“70后诗歌”写作，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对“九十年代诗歌”的一个延续和发展，这是在诗学的层面来界定的，而非按照时间线索来编排的。张桃洲主编的《中国新诗总系·第8卷》显示出了这样的意向，但未作出明确区分，只是大致描述了一种基于经验的观察：“承续着90年代诗歌语言可能性探索的热忱，一批新锐的所谓‘70后’诗人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这些新锐诗人的写作构成了90年代诗歌杂语共生格局的一个侧面。”①事实上，熟悉当代诗的读者能够知道，“70后诗人”的成熟时期是二○○○年以后，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受到了上代诗人的影响，并有着一定的诗学传承关系，这种传承表现为他们大多在“九十年代诗歌”所确立的诗歌观念、语言范式、主体原则等诗学范畴下展开个人的写作，并通过经验与主题的“偏移”锻造具有可辨识度的个人风格，形成了差异化的写作诉求。与此同时，“70后诗人”并没有提出不同于上一代诗人的诗学主张，或是较有影响力的诗歌观念，“70后“这个概念本身并不是一种诗学的建构，而是社会学的描述，所以如张桃洲所说，他们更多的是在语言的可能性向度上推进了当代诗的书写范式。 那么，如果将张曙光、西川、欧阳江河、王家新、萧开愚、臧棣、孙文波、张枣等诗人的创作视为“九十年代诗歌”第一阶段的代表，蒋浩、姜涛、韩博、胡续冬、宇向、凌越、黄礼孩、梦亦非等“70后诗人”的创作可以被视为“九十年代诗歌”第二阶段的代表。这样的区分有助于我们对当代诗的历史逻辑与发展脉络有更为细致与深入的认知，区分的基本原则是建立在诗歌的“语言-历史机制”的剖析与阐释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以第二阶段的代表诗人蒋浩为个案对“九十年代诗歌”的“语言-历史机制”给以分析，这一分析是以诗歌观念为对象来展开的。 一、“九十年代诗歌”的历史向度 正如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所说：“我们的时代本身巨变频仍，所以它对往昔的评价也变化很大。”②也就是说，现实总是在校正我们对历史的认知，从我们今天的语言与历史处境，来重新审视当代诗的历史脉络与发展逻辑，所得出的结论会与过往有很大不同，关于“九十年代诗歌”的讨论，就是最好的例证。在这个意义上，张桃洲的一个表述最为适合今天的语境：“如今，时间意义上的‘九十年代’已经失去了，‘九十年代诗歌’也已成为历史，但并非静态的、能够盖棺定论的历史。”③原因不言而喻，在于历史遵从现实的逻辑和未来的原则。 今天看来，诸多关于“九十年代诗歌”的观点之中，程光炜的“九十年代诗歌”论仍是最具启发性与建设意义的，但是因为被贴上“个人选本”与“排斥性”的标签之后，而遭遇了窄化与狭隘的理解与误判，被指责为是给一小批“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代言，完全忽略其讨论问题的出发点与试图建构当代诗“语言-历史机制”的筹划，这一建构是围绕“责任”、“秩序”、“知识型”、“对时代的命名”、“在复杂的历史中建构诗意”等等命题展开，语言与历史通过诗意地建构而连接在一起，或者说通过对“辩证意象”的捕捉而在语言中构建历史，在历史中塑造语言，按照本雅明的表述则是：“只有辩证意象才是真正历史的(即不是陈旧的)意象；能够得到这种意象的地方是在语言中。”④这就是诗歌的“语言-历史机制”，但这一切归根到底取决于对历史本身的把握。 我们注意到，当代诗有这样一条线索还没有被广泛地讨论，简单来说是，开端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诗歌写作，预先认领了一个思想的命题，即将为阶级斗争所绑架的“个人”，从前一阶段的历史话语中解救出来，以西方现代话语为思想资源，重构生活世界的主体。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都以各自的诗歌形式认领了这一命题，在思想领域，则有李泽厚的主体哲学、刘小枫的诗化哲学和张志扬对“本体同一”的形而上学的解构。这样一个被解救出来的“个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平稳着陆，和世界构成了一对一的关系，也就是说，个人所经验、所欲望、所希望、所记忆、幻想和耳闻目睹的一切就是世界。正像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化症候的一部小说所宣称的那样：“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⑤如果我们同意奥斯卡·米沃什的论断，现代主义诗歌骨子里是“一种美学的、且几乎总是个人主义的风气”，⑥那么朦胧诗以来的当代诗恰是在这样的一种现代主义逻辑中不断展开自身。 “九十年代诗歌”叙述的历史动力与历史向度，正是对这一“个人”的分有，通过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和思想资源的借鉴吸收，成功塑造出两种主流的诗歌模型，一种是存在主义式的，即单纯以个人的感受、经验、意识、自身的历史为诗意的构成元素，因此偏重日常生活叙事。在这种诗歌模型当中，哈代、弗罗斯特、自白派、希尼、布罗茨基等偏重个人经验书写的英美诗人不断被模仿和借鉴，甚至一些小说的叙事结构和经验的片段，也被转换成诗歌的装置，以此来完成对日常生活的“诗意”描画和叙事。此种诗歌观念影响巨大，只要翻开任何一本主流的年选或诗选，就会发现有大半的诗歌，是在这种诗歌模型里面完成的。 第二种是所谓的“不及物写作”，这种诗歌观念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对诗的政治属性的解构，二是语言的本体意识。在这种观念之下，个人被安顿在语言的风景之中，语言被视为存在的家园，语言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念以及德里达的文本之外无物存在的主张，都参与了这一诗歌观念的建构。稍微对当代诗歌有所了解的读者可以确认，“语境”、“互文”、“元诗歌”等关键词的提出正是对这一观念的明确，在这种观念中，“戏仿”、“反讽”、“换喻”、“转喻”、“悖论”等修辞形式的使用，也使得诗歌变成超级文本，“语言的风景”。现实、历史、风景、个人经验、来自经典文本的言辞片段，都以词语的名义，被带入这个超级文本，而被固定在一个相互指涉，相互消解的敞开结构当中，以至意义丛生、声调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