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969/j.issn.1003-0964.2019.05.017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19)05-0102-07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已经问世30多年。30年后的今天，小说产生的社会语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作品所依据的文学语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重读《平凡的世界》，仍然有一种强烈的穿越感，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依然能够唤醒我们沉睡的记忆，引发精神上的强烈震撼，甚至改编为同名电视剧的《平凡的世界》在央视播放，同样产生广泛的共鸣。《平凡的世界》之所以今天仍然能够力透纸背，层层扩散波光，让人读懂、读出社会历史内涵，其根本原因在于小说真正切入现实，以及作者的史诗性写作和作品的史诗性特征。 一、农村改革史 《平凡的世界》反映社会生活的多重故事，作者在作品中有明确的时间划定，即1975年2-3月到1985年的清明前后。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路遥创作这部作品时，是忠实地信守着现实主义的态度。“路遥坚持要站在历史的高度上，像巴尔扎克那样做一个中国的‘书记官’”[1]。据作者介绍，为了把改革历史写得更加翔实，他把10年间的《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几乎全部重新浏览了一遍。虽然小说的故事属于虚构，不可能与现实生活对号，但作品中的时间纵线如此清晰，确立了故事的时间方位，标识了故事的时代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真实感。同时，作者以与时代同步和书写历史的使命感，表现中国社会历史的伟大变革，试图写出一个时代的“真实生活”，让故事有真正的历史价值和认识价值。 故事展开的时间是1975年初，正是“文革”后期，邓小平开始主持国务院工作，“明确而且坚定地提出进行整顿的要求”[2]918。但农村仍然在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强调“一大二公”，限制农民的自留地和农村的集市贸易，“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2]938农村的景象还很荒凉，不少人还没有解决温饱，黄原就是典型写照。凄凉的故事是从孙少平的高中生活开始的。被父辈们称为“先生”的高中生孙少平，每顿靠两个黑高粱窝窝头补充着成长和学习的能量，在精神丰富的过程中忍受着物质的贫困，这种窘迫让他充满了自卑，缺少尊严。小说明显隐含着一种苦难意识，试图以文学的方式为改革注入动力。作品选取了两个细节：一个是学生的就餐，“每个人的饭菜都是昨天登记好并付了饭票的，因此程序并不复杂，现在值日生只是按饭表付给每人预订的一份。菜分甲、乙、丙三等”。“主食也分三等：白面馍，玉米面馍，高粱面馍；白、黄、黑，颜色就表明了一种差别；学生们戏称欧洲、亚洲、非洲”。每次学生开饭时，孙少平都等同学们领取完饭菜，最后去拿属于自己的两个黑窝窝头。另一个是润叶请少平到她二爸家吃饭，“他想到他穿这么一身破烂衣服，要跑到尊贵的县领导家里去作客，由不得一阵阵心跳耳热”。唯一的办法就是躲出去，让润叶找不到自己。但当他再回到宿舍，看到润叶姐正坐在自己的床上等他，他无奈只得“心慌意乱地跟润叶进了边上的一孔窑洞”。这两个细节表明，孙少平的家境相当贫困，家里支持其读高中确实困难和不易。作品对孙少平的家庭状况进行了叙述：“少平知道，家里的光景现在已经临近崩溃。老祖母年近八十，半瘫在炕上；父母亲也一大把岁数，老胳膊老腿的，挣不了几个工分；妹妹升入了公社初中，吃穿用度都增加了。”“队里穷，家还能不穷吗？再说，父母亲一辈子老实无能，老根子就已经穷到了骨头里”。可见，当时像孙少平家这样的农村家庭，生计都存在问题。可是，就是这个不能承受生活之重的家庭，偏偏又“出事了”，孙少平的姐夫王满银因卖老鼠药被押到工地劳教，而且让老丈人监督，让孙玉厚羞辱得无地自容，一家人“乱成了一团”。这就是故事的历史背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农村，贫困普遍存在。而贫困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农村农民管得太死，王满银卖老鼠药就被认定“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劳教，所有人都要在大集体中解决生计，不能自由自主地寻找生活出路。 但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群众蕴藏着巨大的能量。贫困本身倒逼人们寻找摆脱贫困的路子，不管这种探寻多么艰难。“农民的日子，难道就要永远这样穷下去？这世事难道就不能有个改变？”作者试图在叙事中寻找历史的动机。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签下了“包产到户”的契约，开启了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探索。改革是中国20世纪后期最重要的历史事件，而改革就是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路遥显然认识到承包责任制对于改革的革命性意义，他要以黄原地区为叙事空间，讲述中国农村改革的故事。但是，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改革是一个宏大叙事，有关改革的表达，很容易流于政策的图解。路遥将作品的改革叙事小心翼翼地融入农民的卑微的生存、平凡的生活，揭示在困顿的生活的缝隙中涌动的改革动力和契机。而且，这里的故事似乎也有小岗村的影子，甚至是小岗村包产到户的另一种形式的讲述。孙少安最早萌生承包责任制的想法是听说安徽有人在搞，“前不久他到石圪节赴集时，听安徽跑出来谋生的一个铁匠说，他们那里有的村子，现在把生产队划成了小组，搞了承包制，超产还带奖励呢”。这个消息让他按捺不住，也想带着大家试着做。显然，安徽的承包制是双水村搞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引线。在与副队长田福高商量之后，就把社员召集起来，“几乎所有的人都支持这么做，并且一个个情绪非常激昂”。大家都期望着“大囤冒尖小囤流”，“这些没文化的农民，竟然搞出了一份叫人大为惊讶的‘文件’——田平娃给它起了个正确的名字：合同”。我们清楚，孙少安等并不知道小岗村的农民签订过一个契约。但他们这个“合同”比小岗村的契约要具体，小说提供了合同的文本，包括定多少地、种什么庄稼、交队产量、定工、投资、奖赔等都写了进去，体现出更加可行、更能保障集体的利益，以期得到上面的批准。这个合同依稀记载着这帮农民的思想和心理：他们既有改变现状的冲动，又有现实的忌讳。所以，合同规约得非常详细，其中个人利益的突破是十分有限的，更多地体现着集体性。即便这样，县社队领导仍然把它扼杀掉。作品展现了改革的艰难，表达着农民追求温饱的无奈。无奈的不仅仅是农民，作为主管农业的县革委会副主任田福军，深知农村的现状，非常清楚农民缺吃少穿，力主让农民自主生产、自主经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让老百姓过上温饱的生活。这里的改革叙事进入了更大的场域，在县委常委会上，田福军列举了全县粮食生产的详细数据，建议不要立即处理，“建议先由县、社、队三级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把具体问题调查清楚再做结论也不迟！”但他孤掌难鸣，在地委书记苗凯的指示下，“常委会决定：立刻通知石圪节公社，坚决制止双水村的资本主义复辟倾向”。这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体制性特征，即整个社会一体化，农民怎么种地、种什么，都需要公社、县直至地委决定，农民的命运被长官意志主宰着，社会内部的活力被无情抑制。作品不只是在讲农民的故事，还在讲社会改革中波澜起伏的故事。这说明，作者试图在更大的视域下把握改革叙事的广度和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