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要打一仗，我和伙伴们兴奋不已…… 街上到处是兵，执法队扛着大刀片巡逻。已经听到炮声，终于孔德也塞满了军人，停课了，真开心！大院孩子们天天扎堆玩闹，那些大人们你来我往，交换不断变化的消息。 北大的一个什么负责人来过家里，让爸爸赶快收拾准备南下，说允许带家眷，很快就可以上飞机，现在只靠城里的临时机场。 爸爸的各种朋友不断进出，大人们一定在为重要的事情商议着，家里乱糟糟的。 没容我想两天，事情已决定，我们不走。爸爸的一些老朋友，杨振声、朱光潜伯伯们也都不走。家里恢复了以往秩序，没客人时爸爸继续伏案工作。大家等待着必然要到来的一天。① 以上引文，出自沈从文之子沈虎雏的回忆。它以进行时态呈现了1948年北平文人作出留下抑或南下之选择的过程。尽管这段记述，实际上透过了童年视角与亲属追忆的双重滤镜，读来依然让人感慨遥深。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历史感慨，讨论1940年代末期的文人命运，研究者往往将聚光灯投射在北平的大学教授，特别是其中的自由主义文人身上。正如一位青年研究者所总结的，这些1940年代文学研究“背后贯穿着一种整体性的问题意识”，即在“面对转折”之时，“知识分子如何作出选择，如何安放自身与想象未来，如何面对每一种选择可能造成的困境，甚至包括如何承担这一选择带来的后果”。②因此，处于这一时代夹缝中的沈从文、废名、萧乾，乃至1948年归国的卞之琳，成为近年学界热议的话题。但是，在他们身边的历史角落，甚至就在他们任教的大学校园里，那些总是以群体面目出现，但数量远为庞大的“青年”们③，其实也在面临个人的选择问题。1945年秋天考入北大文学院的李瑛，就是其中的一个。 对于李瑛来说，1948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中，他与同学冯秀娟订婚；正式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革命青年联盟”，并于年底获批入党；同时他作为北大“新文艺社”的领导者之一，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在这一年，他还在《大公报·星期文艺》《华北日报·文学》《北方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诗论《论诗人绿原的道路》《读〈十四行集〉》和几十首诗歌；他的个人诗集《枪》也在此年出版，不过很快被当局查缴销毁。仅从以上简单的概述就可发觉，李瑛经过这“战斗的一年”，基本确定了未来的人生方向。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一个21岁青年复杂的主体构成。 所谓“复杂”，是相对于历史叙述的简化而言的。李瑛在当下文学史中的位置，是1940年代的校园诗人之一，是当代最重要的军旅诗人，是“文革”后期“作品数量最多，当时的影响也最大”的“专业”诗人④，是《红柳集》《红花满山》《一月的哀思》等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诗歌或诗集的作者。但是，如何看待李瑛1940年代写作的意义，如何将它与诗人的重要和全部作品有机勾连，一直是让人困扰的难题。既往对于李瑛的认识，一度建立在忽略“1940年代李瑛”的基础之上，因此他被看作是“共和国诗人”，是党和人民军队培养的、在1950年代“确定诗歌创作道路”⑤的诗人。张光年在1963年为李瑛的《红柳集》作序时，就对其1940年代写作只字未提；在1984年底作协“四代会”的大会报告中，又将他与王蒙、张贤亮、高晓声、丛维熙、白桦、流沙河、公刘、邵燕祥等人同列，归入“在新中国成立后陆续开始其文学生涯”的中年作家队伍。⑥洪子诚、刘登翰的《中国当代新诗史》虽然提及李瑛在194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但也并未把他算作解放前开始新诗写作，并由1940年代“走进当代”的诗人。⑦与以上的看法相反，近年来孙玉石、段美乔等少数学者，关注并着重分析了1940年代之于李瑛的“起点的意义”。特别是孙玉石，他认为“三年多的北京大学的学习，给李瑛文化素质与文学修养的养成，提供了一个非常适宜的土壤与空间”；而李瑛在1940年代形成的诗歌观念和美学追求，“包含了那些在当时是十分可贵，后来虽然不再以显形的理论形式得到重申，却以隐在的意识形式制衡创作”。⑧以上两种态度的巨大反差，再现出用某种一以贯之的文学史逻辑串联起诗人各个阶段的难度。但这或许正是李瑛，特别是其1940年代写作的意义。 笔者认为，对于李瑛1940年代写作的考察，自然还是要以诗歌和诗论的文本为中心。但如果想要深入并且穿透这些文本，必须将其置入当时特定的“实践”方式(朗诵诗、合唱、学生运动)当中去理解。如何在历史化的同时，有效地将“青年”的概念劈开，在相互参照的代际关系中，动态呈现其在时代洪流中的内在质地和丰富层次，也是我们追问“1940年代李瑛”的关切所在。虽然无论如何界定，“青年”从来不是一个可以一概而论的概念。1940年代末期北平校园中的青年人，只是当时的青年一种，李瑛也不过是这一种青年的其中一员。 一 “脱下长衫” 《李瑛诗文总集》第一卷收录了一张1948年的老照片，是李瑛与妻子冯秀娟订婚仪式上的六人合影。在这张有些虚焦的相片中，身着西装的李瑛和妻子站在画面正中，从左至右分列二人两侧的是四位先生：冯至、杨振声、常风、沈从文。他们整齐地穿着黑色的长衫，笑容亲切温暖。杨振声的长衫左侧别着胸花，应是这场西式婚仪的证婚人。 1946年西南联大回迁后，此前考入北大的学生也分去清华、南开、北大三校，李瑛仍然留在北大。随后的几年中，李瑛与原西南联大的多位教授接触频繁，建立了友好的师生关系。⑨承蒙先生们的提携，李瑛的诗歌和评论获得了大量发表的机会。他的早期诗文，大多刊于冯至、杨振声、朱光潜主编的文艺报刊，特别是沈从文主编的四种副刊(《大公报·星期文艺》《大公报·文艺》《益世报·文学周刊》《平明日报·文学副刊》)之上。沈从文也对李瑛青眼有加，在公开发表的一篇《新废邮存底》中，沈从文对一批《益世报》推出的新人大加褒扬：“……在刊物上露面的作者，最年轻的还只有十六七岁！即对读者保留崭新印象的两位作家，一个穆旦，年纪也还只有二十五六岁；一个郑敏女士，还不到廿五。作新诗论特有见地的袁可嘉，年纪且更轻。写穆旦及郑敏诗评文章极好的李瑛，还在大二读书，写书评文章精美见解透辟的少若(即吴小如——引者注)，现在大三读书，更有部分作者，年纪都在二十以内，作品和读者对面，并且是第一回。”⑩ 也因为此，李瑛曾被指为“文艺骗子沈从文集团”成员，和袁可嘉、穆旦、汪曾祺等人一同遭到左翼刊物的点名批判。(11)尽管与上述几位“集团分子”相比，李瑛既缺少西南联大时期，也未在文学层面接续沈从文的衣钵，但是平心而言，将李瑛视为“沈从文集团”的一员，其实并非没有来由的“诬告”。至少在1946年至1948年之间，李瑛将沈从文奉为文学与人生的“导师”之一，应无太多疑义。(12)钱理群在《1948：天地玄黄》中也持相似观点：“可以毫不夸大地说，1940年代末，一个以沈从文为中心的，以‘探索、实验’为追求的北方青年作家群体，正在形成中。他们与沈从文的同辈人，如朱自清、冯至、废名、朱光潜、李广田诸先生一起，在战争的废墟上，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政治高压、经济混乱之中，坚护着文学艺术的阵地。”这一群体的成员，除了上引《新废邮存底》提到的郑敏、穆旦、袁可嘉、李瑛、吴小如之外，还有汪曾祺、盛澄华、杜运燮、柯原、刘北汜、王佐良、金隄、萧望卿、吕德中等人。(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