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性”是一个被过度使用的词语，尤其在涉及长篇小说的时候，似乎只要情节时间跨度够长、涉及的人物够多都无所用心地被称作“史诗”，其实不然。“史诗性”指向于总体性，也即它必须在关注个体命运的同时要有宏观视野，个人遭遇映射出的是时代命题与历史的变迁——人物形象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在其现实性上应该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很多作品徒具史诗的表象，而没有史诗的实质，就在于并没有表现出对于宏大命题的思考，以及思考与形象塑造中的内在整一性；或者作出思考的样子，但是实际上重复了习见的街谈巷议或者大众媒体话语，而没有体现出作为文学创作应该体现的区别于诸如社会科学或者政治哲学的独特之处。 在对史诗作出过最为精细而完整论述的黑格尔那里，史诗原本产生于人与自然之间未曾全然割裂而人又获得部分自主自觉的“英雄时代”，它要叙述某个民族精神以及“全部世界观的客观实际情况。史诗的整一性就要靠两方面，一方面所叙述的具体动作本身应该是完满自足的，另一方面动作进展过程中所涉及的广阔世界也要充分表现出来，使我们认识到。这两方面还要融贯一致，处于不可分割的整一体”②。现代性的祛魅与分化之后，人的生活呈现出复杂与碎片化的面貌，已经无法诞生主体圆融自足的史诗，在近代以来的“散文时代”中，田园牧歌不再，英雄史诗也难以为继，所以黑格尔认为小说是“近代市民阶级的史诗”。卢卡奇继承了黑格尔的说法指出，“对这个时代来说，生活的外延整体不再是显而易见的了，感性的生活内在性已经变成了难题，但这个时代仍有对总体的信念”，“史诗可从自身出发去塑造完整生活总体的形态，小说则试图以塑造的方式揭示并构建隐蔽的生活总体”③。 在这个意义上，梁晓声的《人世间》无愧于我们时代具有史诗性质的长篇巨制，它在时间上纵越1970年代直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丰富多变的历史，空间上横跨城市与乡村、东北到西南的广袤大地，生活面则涵盖城市平民、政府官员、山村乡民、基建民工、国企工人等诸多角色，情节波澜壮阔，细节密实而富于质感，继承了茅盾《子夜》以来的社会分析小说传统，并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与观念。我们可以从小说中发现三条交织着的线索：客观历史实践的转折性事件与变革，以家族史为依托的主观虚构情节，在文本行进过程中始终伴随着的社会学分析与议论。这些斑驳并行、彼此互文的线索将社会重大命题纳入到个人经验之中，接受了现实主义的遗产并将之发扬光大，以周家三代人的人生经历折射出近半个世纪家国、制度、情感结构、道德伦理的嬗变，竭力营构出一种整一性：细若微尘的民众命运汇聚成大时代的真正动因。 在当代文学史上，《人世间》是继路遥《平凡的世界》之后又一部真诚而饱蘸悲悯之心的作品，只不过路遥聚焦于农民的身份变迁，而梁晓声着眼于工人的命运转轨。它摒弃了“新历史小说”以来关于人性的猥琐、阴暗与邪恶，以及关于历史的暴力、恣睢和随机性，而显示出正大宽厚的气象，体现于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常人和一般意义上的“好人”。那些好人，并不以特立独行的性格构成某种典型，而是充分显示出某种中国普通民众的共性——尽管平凡甚至卑微，但都不卑不亢、堂堂正正地行走在人世之间，他们经历了当代中国最为剧烈的社会变革，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而无论外部世界如何颠簸不安，却总是踏踏实实地活着。从选材的角度而言，这种对于好人的书写，显示了主观的态度、道德关切与伦理立场；而就被书写的好人本身而言，他们的形象尽管详略有别，但每个个体都构成了一个自足完成的存在，那些片断遭遇背后都有未曾言明而可以感知的悲欢离合。这是当代史诗所呈现出来的成熟风貌。 周家三代人的个人生命史进程构成了小说纵向的线索，三部曲的推进严格按照历时顺序，交织成文本的变奏曲。幼子周秉昆是结构的中心，他的个人遭际形成了城市生活和工人命运演进的生理学隐喻。上部是敏感、向上而充满内在心理冲突的青年，带有浪漫主义的迷茫、激情、幻想与探索。秉昆第一次见到后来的妻子郑娟时的段落令人印象深刻，郑娟的男友因为杀人被枪毙，而她此时已经身怀有孕，家徒四壁，老迈的母亲与失明的弟弟小明几无生存能力。秉昆以救助者的身份前来，震惊于郑娟的美貌又愤怒于被拒绝的屈辱，鄙视恳求他救助的郑母又同情这一家人的遭遇……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当小明跪下请求他的帮助时，让他经历了精神的洗礼和升华：“当别人对你下跪相求时，表面看来完全是别人的可怜，往深处想想，其实也未必不是别人对你的恩德，因为那会使你看清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人。而看清自己总是比看清别人要难的。谁都希望看清别人，希望自己看清自己的人却不是太多。真实情况很可能是这样——自己内心的丑恶，也许比自己一向以为的别人内心的丑恶更甚。”④这是一个有着自省精神的好人的自我净化。 带着这种不断的自我成长，中部进入了焦虑、挣扎的中年，是新写实主义本色当行的困惑与奋进，它并非某种“分享艰难”的主旋律诉说，而是带着质朴的道德情操去直面生活随着时代转型所发生的变革，突出的是工人群体之间的天然友爱。那种友爱来自秉昆与朋友们在光字片平民区的成长背景、相似的经历与集体性劳动中结下的合作精神，当然，更多地源于弱小者报团取暖的无奈和互助。梁晓声没有回避最后这一点，因为他意识到顶层政治规划改革的转型中，精神和理想的感召失去了其鼓舞人心的神圣魅力，而实利主义的冰冷现实则袒露出其凶险而无情的面孔——在批判现实的描写中，梁晓声重申了人道主义的价值，这使他真正地具有了批判性，而批判性则是一切现实主义的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