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研究近年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热门话题①。在热闹景象背后，已有学者敏锐地提出了“作为‘方法’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问题，强调史料研究应该形成“方法”意识而非“在平面上重复”的“炒冷饭”②，这种讨论极富启发意义。需要明确的是，在当代文学学科视域之下的“方法”，简单说就是指当代文学研究中有效的同时也是需要被不断更新的路径。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托马斯·库恩所说的“范式”的意味。只不过，作为年轻的学科，当代文学的“方法”并未能如“范式”那样成为“科学共同体”的主导模式，其转换也比范式转换要迅速。 若以“方法”为视角去考察史料研究这场大规模的学术生产行动，就需回答两个根本问题：在目前的当代文学研究中，为何是史料研究而不是其他研究领域或路径被凸显出来？又是在何种意义上，“史料”才能成为推进当代文学研究的“方法”？ 一、“方法”的探寻：从“文学史”到“文学史料” 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在最近两年呈爆发之势，并非巧合，而是当代文学研究者们有意策划、发动的结果。早在1991年，张颐武就提出了建立“当代中国文学史料学”的设想③，但当时并未展开实践。到新世纪之后，反复提倡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并做出重大探索的是吴秀明和程光炜两位学者。吴指出，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是“一场迟到了的‘学术再发动’”④。程多次讨论当代文学的“资料整理”问题⑤。二人分别申请并获批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⑥，带领团队展开了当代文学史料编纂工作。吴主编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和多卷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程做了《莫言家世考证》系列？⑦的尝试。近年的“史料研究热”，便是以这二位为中心所发动的结果。 这种“发动”在当代文学学科发展历程中是有重大意义的。当代文学研究主要分可为两部分，“一是当代文学批评，文学现状研究，另一是文学史研究。另外，当代文学有时还会被理解为现实的文学体制，文学机构，文学现象。”⑧但在具体的当代文学研究中，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并非均衡发展。1950-1970年代所谓的当代文学研究，基本上都是“当前文学批评”。到1980年代，文学批评更加活跃，往往参与制造“文学的轰动效应”。正如谢冕较早就意识到的，“如果说这里的批评行为是一种当代性的、因时的行为，那么学科行为则更是一种历史性、现代性的行为。这两种行为的混淆结果使学科性向批评性转移，变成在时间性当中唯新是举的追踪，结果是这一学科的话语规范和叙事规范始终没有被完善地建立起来。”⑨也正因为如此，当代文学学科的合法性之前就遭受质疑。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唐弢等人的“当代文学不宜写史”⑩的争论。 或许，“写史”的问题本质上就是一个“方法”的问题，发生“当代文学不宜写史”争论的1985年，也是文艺理论的“方法年”(11)。这一年有大量西方理论被译介到中国，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不少“理论武器”。相对于较为稳定的文学史，文学批评需要快速对时代的文学变化做出反应，因而也更依赖理论资源。正如曹文轩所指出的，“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将近二十年)，情况变成：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已成为西方理论的二次重现。我们从前门请走了别、车、杜，又从后门请进了德里达、福科、罗兰·巴特、杰姆逊、海德格尔、罗布-格里耶、马尔库塞。”(12)这样的“理论二次重现”变多了之后，当代文学批评也逐渐失去了其有效性。于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自己的研究兴趣由‘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转向了所谓的‘文学史问题’，这已经成为文学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语境转向90年代的一个重要标志。”(13)当代文学研究的“文学史转向”是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深化的结果。在这个“转向”中，“文学史问题”的“方法”特征也被呈现了出来。 也正是从“方法”的角度，我们才能辨明这场从“文学史”到“文学史料”转变的内在逻辑。“文学史转向”给当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打开了文学史研究的新空间。但这些“方法”在当前的文学与现实所带来的难题面前，也日渐失去了其效力。最大的难题就是文学史叙述本身的“分裂”，正如贺桂梅所指出的：“我们能否拥有一部包罗万象、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史？在我们这个社会分化加剧、知识立场的分化也趋于激进的时代，也许将更多地出现的，会是某一种文学史：左派的文学史，纯文学的文学，或新媒介的文学史。”(14)在寻求“有共识的文学史叙述”越来越困难之后，直接跳出“文学史叙述”，由“叙述”回到“材料”，也许是一种探寻“方法”的可靠路径。 二、回到“重写文学史”之前 如果梳理史料研究主要倡导者的研究脉络，就更容易看清史料研究背后所包含的“方法”诉求。目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特别是文学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多与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中期的“重写文学史”和“再解读”有关。其中，“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在当时虽然没有落到实处，但打开了许多反思文学史著述的空间。“重写”当代文学史的实践，一般认为是在1999年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和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才真正落地，后来也取得了不少实绩。需要注意的是，程光炜和吴秀明也是较早写出了具有“重写”特征的文学史，且对“重写文学史”的成果展开反思的学者。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2002)和程(与孟繁华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2004)中已经显示出了他们要更新当代文学史叙述的主张，这种主张背后，已经预示着从“文学史叙述”到“文学史料”变化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