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9)05-0156-10 DOI：10.19563/j.cnki.sdzs.2019.05.020 鲁迅一生拟作未成的著作不下九种[1]192-195，而唯独对拟作《杨贵妃》事从1921年至1934年间多次提及，当时就引起了学界的注意，一直延续至今。学界有关鲁迅拟作《杨贵妃》一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体选择、放弃的时间及原因等方面，研究成果颇丰，不足之处在于：忽略了鲁迅拟作《杨贵妃》过程中的动态变化，如将鲁迅拟作《杨贵妃》的过程笼统化，忽略此过程中的文体选择的“两易两弃”，并认为鲁迅也放弃拟作长篇小说；未深入评价鲁迅拟作《杨贵妃》相对于历史和同时代相似题材的创新；分析鲁迅创作未成之原因主要集中于西安之破败，未细致深入分析去西安之前之后关于“颓败”的认识和创作心态的变化。因此，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之上，主要围绕以上三个方面进行疏通辨析，细推考论鲁迅拟作《杨贵妃》的过程，并对此事之始末根由进行梳理。 一、鲁迅拟作《杨贵妃》“两易两弃”过程考论 鲁迅拟作《杨贵妃》选用何种文体，因鲁迅对别人所说的文体有历史小说和剧本两种而引起争议，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争论最大，而后基本趋于一致，即认为鲁迅在1924年到西安之后拟作剧本，西安之行后又转变为长篇历史小说。①但这一观点未细究鲁迅文体选择的实际情况——即先是弃短篇小说而易为剧本，又弃剧本而易为长篇小说的“两易两弃”，且没有明确的时间分期。 (一)1921年7月前后拟作短篇小说《杨贵妃》，1923年8月放弃 1921年7月，鲁迅翻译日本作家菊池宽的历史短篇小说《三浦右卫门的最后》时第一次提及拟作《杨贵妃》一事。该小说写的是人们认为今川氏的失败是由宠幸右卫门所致，所以杀了右卫门。鲁迅由三浦右卫门的悲剧想到了杨贵妃的遭遇，因觉得“关于这事的著作虽然多，却并不见和这一篇有相类的命意”(《〈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译者附记》)②。鲁迅并没有明确说拟作的《杨贵妃》是长篇还是短篇小说，但可以推定是短篇小说：一是鲁迅最初的创作计划是由短篇小说《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触动的。二是1935年12月26日，鲁迅追忆13年前冬天创作的第一篇历史短篇小说《补天》时说：“那时的意见，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故事新编·序言》)可以推定，鲁迅当时若写《杨贵妃》应该是短篇小说。三是郁达夫在《历史小说论》(1926年3月)中说鲁迅“从前老和我提及，说他想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事情来做一篇小说”[2]177。据鲁迅日记，郁达夫于1923年2月与鲁迅会面相识，到1924年底至少去见鲁迅23次，1925年仅1次，且这年冬天郁达夫辞职离开北京到上海，推知鲁迅“老和”郁达夫提及的时间应是1923-1924年间。郁达夫说鲁迅想做“一篇小说”而不是“一部小说”，也可佐证鲁迅此时想写的是短篇小说。鲁迅1922年冬天写成第一篇历史短篇小说《不周山》之后即放弃这种文体，直接原因是受到了1922年10月24日胡梦华《读了〈蕙的风〉以后》的影响，该文批评汪静之《蕙的风》中的一些爱情诗是“堕落轻薄”。鲁迅1922年11月17日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反对“含泪”的批评家》批评胡梦华，并“决计不再写这样的小说”。1923年8月编印《呐喊》将《不周山》附在卷末，“算是一个开始，也就是一个收场”(《故事新编·序言》)。鲁迅此时暂时放弃短篇历史小说的创作，其实也就是放弃了短篇小说《杨贵妃》的创作计划。 (二)1924年前后易为拟作剧本《杨贵妃》，8月放弃 鲁迅于1924年7月14日-8月4日在西安讲学期间第二次集中地提及拟作《杨贵妃》一事，并明确说明是剧本，且在此期间放弃。这一观点在当前学界无争议，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鲁迅拟作剧本《杨贵妃》可能是在西安讲学期间“一时兴起”，是“观看易俗社精彩演出的联想”[3]14(易俗社观剧的时间分别为7月16-18日及26日晚)。但据孙伏园的记载，鲁迅拟作剧本《杨贵妃》的念头是在去西安之前，计划创作剧本后久未动笔的原因是鲁迅还需到西安体味一下“实地的风光”和“唐代故都生活”。1924年2月，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教育厅筹办暑期学校，6月28日确定约请鲁迅去西安讲学。7月10日，去西安途中见到远处的灵宝，孙伏园对鲁迅说“宜乎美人出生在这里了”[4]20，说明此时已在讨论剧本《杨贵妃》的创作计划。由此可大致推定，鲁迅拟作剧本《杨贵妃》的时间是在1924年前后，鲁迅拟作剧本《杨贵妃》自然就不是受了易俗社观剧的影响，而是因为有了拟作剧本《杨贵妃》的打算才使其去易俗社看戏的热情更高。 (三)1929年前后至去世前再提拟作长篇小说《杨贵妃》事 鲁迅拟作长篇小说《杨贵妃》一事，出现在许寿裳与冯雪峰的记载中，但两人均未提及鲁迅何时有此打算。冯雪峰说：“鲁迅先生一直以前也曾计划过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的制作，是欲描写唐朝的文明的。……我只听他在闲谈中说过好几次……他想从唐明皇的被暗杀，唐明皇在刀儿落到自己的颈上的一刹那间，这才在那刀光里闪过了他的一生，这样地倒叙唐明皇的一生事迹。”[5]31-32据鲁迅日记，冯雪峰1928年12月8日和鲁迅第一次见面，从1929年1月开始到1930年12月底，冯雪峰频繁去见鲁迅，1929年至少见面34次，1930年至少35次，1931年仅7次，1932年3次，1933年冯雪峰调往瑞金工作，1936年4月回上海。由此大致可推知鲁迅与冯雪峰多次闲谈此事的时间应是在1929年前后。 许寿裳说：“有人说鲁迅没有做长篇小说是件憾事。其实他是有三篇腹稿的，其中一篇曰《杨贵妃》。……(鲁迅)能够原原本本地指出坊间出版的《长恨歌画意》的内容的错误。他的写法，曾经跟我说过，系起于明皇被刺的一刹那间，从此倒回上去，把他的生平一幕一幕似的映出来。”[6]64鲁迅1927年10月迁居上海，许寿裳1927年以后每年都会有十余次去上海见鲁迅，因此许寿裳听鲁迅提及长篇小说的时间也应在1929年前后。许寿裳特意提到的李毅士《长恨歌画意》是1932年出版的，鲁迅在1934年致姚克信中指出该画册中的错误，说明许寿裳所说的鲁迅创作长篇小说的打算至少延续到1932年，也可能延续到1934年。尽管冯雪峰说鲁迅拟作《杨贵妃》的计划“应该在一九二四年以前”[5]32，但鲁迅与冯雪峰、许寿裳提到拟作长篇小说开头的构思是西安之行前没有提到的，更进一步说明鲁迅在1924年暑期放弃剧本之后对该题材的创新和体裁的选择还有进一步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