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上的旧剧改革与梅兰芳批判是学界长期关注的热点话题。旧剧改革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新青年》主将批判旧剧、倡导话剧最为典型，学界主要聚焦于张厚载与胡适、钱玄同等人的论战；近年来不少学者以戏剧为本位，对“反派”当事人张厚载有所同情，对《新青年》主将的激进态度有所反省。①梅兰芳批判则从鲁迅与梅兰芳的历史公案研究转向新文化人士批判梅兰芳的整体研究；探讨角度从“鲁迅到底有没有骂过梅兰芳”，“怎样看待鲁迅对梅兰芳的评价”，②转向新文化人士的旧剧改革理想与梅兰芳艺术之间的矛盾冲突，探讨新文化人士批判梅兰芳的历史原因与文化价值所在。③以往研究在文献解读、论辩语境探析以及相关人物观点的具体阐释上有很多成果，但是尚未将旧剧改革与梅兰芳批判作为新文化史上的关联事件进行整体解读，该话题蕴含的文化信息仍未得到有效释放。 戏剧是文学的一大门类，戏剧革命是文学革命的应有之义。胡适、刘半农、钱玄同探讨戏剧改革时尚未引起戏剧界人士的注意，直到《新青年》上演一出“双簧戏”，张厚载出面回应，才成为胡适等《新青年》同人批判旧剧、推行话剧的导火索，也成为新文化人士批判梅兰芳的“历史的引子”(胡适语)。“新”与“旧”是相对概念，没有绝对标准。梅兰芳借鉴“海派”艺术经验，在舞美、剧本、音乐、唱腔等方面大幅度改革旧剧，编创《一缕麻》《黛玉葬花》等“时装新剧”与“古装新剧”，是旧剧改革的领军人物。梅兰芳的旧剧改革倾向于古典的、浪漫的，有很高的艺术审美性，却脱离于社会现实；新文化人士的戏剧理想倾向于写实的、激进的，要求戏剧反映现实人生，揭示社会问题。梅兰芳的旧剧改革与新文化人士的戏剧理想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态度，一者倾向于保守，一者倾向于激进，二者都是现代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梅兰芳艺术却被新文化人士简单视为“旧”文化的一部分予以排斥。《新青年》阵营分裂后，新文化人士对梅兰芳的态度也有分化。鲁迅、郑振铎等倾向激进者批判梅兰芳与胡适、徐志摩等倾向自由者支持梅兰芳交织在一起。当梅兰芳以艺术家身份赴海外演出时，谁能代表现代中国的“真”文化，成为梅兰芳与新文化人士的矛盾所在，也是梅兰芳受到批判的主要动因。梅兰芳是中国京剧艺术的标志性人物，也是一种文化符号。新文化史上的梅兰芳批判构成一系列论战场域，上演着激进、自由、保守三大文化思潮之间的冲突、碰撞与融合。 一 以易卜生名义批判旧剧与梅兰芳 1928年8月，鲁迅在《奔流》第三期“编校后记”中引述一段日本青木正儿的文字： “民国七年(1918年)六月，‘新青年’突然出了‘易卜生号’。这是文学底革命军进攻旧剧的城的鸣镝。……因为其时恰恰昆曲在北京突然盛行，所以就有对此叫出反抗之声的必要了。”④ 鲁迅借这一段文字承认《新青年》推出“易卜生号”是因为北京突然流行昆曲，是为反抗旧剧、倡导话剧。实际情况如何呢？ 1917年伊始，胡适、陈独秀在《新青年》树起文学革命旗帜，戏剧也是革命对象之一。胡适以历史进化论勾勒中国戏曲的演化历程：“昆曲卒至废绝，而今之俗剧(吾徽之‘徽调’与今日‘京调’、‘高腔’皆是也)乃起而代之。今后之戏剧，或将全废唱本而归于说白，亦未可知。”⑤钱玄同否认“京调戏”具有“文学上之价值”⑥，刘半农也不承认“皮黄为正当的文学艺术”⑦。文学革命者承认皮黄取代昆曲是中国戏曲史上的一大革命，具有进步性，却仍处于过渡阶段，未来戏剧应是废掉唱腔而专用说白的话剧。皮黄剧乃至昆曲一直被传统文人视为“小道”，尚未进入艺术大门。文学革命者以新文化理念将皮黄剧摒除在未来戏剧之外，不足为奇。胡、钱、刘三人的旧剧探讨是在1917年上半年，此后继续讨论文学革命，也试验新诗，却如鲁迅所讲，不但没有什么人来赞同，也没有什么人反对。直到1918年3月，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与刘半农在《新青年》上演一出“双簧戏”，文学革命才打开局面。 “王敬轩”在信中故意肉麻地恭维林纾，为刘半农的“批驳”制造口实。刘称王敬轩“如此拥戴林先生，北京的一班‘捧角家’，洵视先生有愧色矣”⑧。刘半农给“捧角家”三字加了引号，似乎特有所指。结果真的出来一位“捧角家”，此人是北大学生张厚载。张厚载是林纾执教五城中学堂时的门生，自1913年起即以“謬子”笔名在京津小报上撰写剧评，开中国剧评风气之先声，与梅兰芳、齐如山、罗瘿公等人多有交往，在京城梨园界饶有名气。刘半农时任北京大学法科预科教授，张厚载在法科政治系读书，二人或许认识。张厚载在给《新青年》编辑部的信件中质疑文学革命和新诗，对胡、钱、刘的旧剧言论也有批评。他不仅在戏曲常识上纠正三人的错误，更以事实否定胡适的历史进化论：“现在则‘昆曲’且渐兴，……从未闻有‘高腔’起而代‘昆曲’之事。”⑨所谓昆曲“渐兴”，指以韩世昌为首的荣庆社来北京演出昆曲，在北大师生中掀起一股昆曲热。蔡元培、黄侃、吴梅等教授常去听戏；黄、吴合赠韩世昌“青君”雅号；吴梅收韩世昌为徒；北大学生成立青社，专为韩世昌做宣传。此时期梅兰芳也演出昆曲，反响很好。因此，从北大乃至北京城呈现一派昆曲复兴之势。按胡适历史进化论观点，中国戏曲应沿寻一条由雅入俗、由韵至白的线性演变历程，此时已演变到俗剧(皮黄剧)，应继续向前发展成话剧，现实却呈逆流之势。至于能否出现“废唱而归于说白”的话剧，张厚载断言“绝对的不可能”。⑩张厚载来信没有标明日期，信中质疑的沈尹默《宰羊》诗刊于《新青年》第4卷第2号，胡适答信在3月27日。张厚载信应写于2月15日至3月27日之间。但是胡、钱、刘三人的旧剧讨论是在1917年上半年，胡、沈的新诗试验也有时日，张厚载突然此时来信挑战应该与“双簧信”事件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