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9)06—0043—10 我们平时在阅读或写作中经常遇到或使用“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时期”、“五四高潮期”、“五四落潮期”、“五四运动”、“五四文学革命”等概念，如谈到鲁迅的《呐喊》，我们会说那是五四高潮期为文学革命先驱者“呐喊”助阵的，谈到《彷徨》与《野草》，就说其表现了五四落潮期鲁迅的寂寞与彷徨。可是，到底“五四时期”、“五四高潮期”、“五四落潮期”都是具体指哪个时间段，各时期区分的标志是什么？这些概念的区别与联系在哪里？专业的学者似乎认为这些概念都是约定俗成、不言自明的。偶尔有研究者对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概念及起止时间进行界定，或是过于笼统而缺乏学理的研究与论证，或是武断地加以界定而存在诸多常识性的错误，或是以政治的视角与标准来评判文化的运动，由此得出的结论往往与实际的历史情况不相符合，致使一些人对这些概念经常是“模糊”使用，造成了思想认识上的混乱。本文旨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及相关概念进行学理性的厘定，并从文化的视角具体分析新文化运动发展的三个阶段及各阶段的不同特点。 一、相关概念的厘定 正像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中国学术界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说什么都含含糊糊，似是而非。比如五四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这些概念，就没有明确的定义。至少它们的异同，各自的起止时间，就没有准确的界定。还有的，一说就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就更含糊了。”①确实，目前学界对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相关概念及运动的起止时间节点等还缺乏权威的、学理性的界定和说明。一些研究者尽管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说明或界定，但或是过于笼统武断，而缺乏学理的深入研究与论证，或是因为用政治的视角与标准来评判文化的运动从而得出与实际的历史情况不相符合的结论。比如，有研究者依据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研究所的周策纵教授在其1960年出版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一书中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起止时间的划分，断定周策纵在本书中认为“一九一七年陈独秀办《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始。他把五四运动的终止，定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北京成立反帝大同盟。新文化运动终止的时间，应当比这要晚些。”②这里首先出现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那就是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是在1915年9月，就是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也是在1916年9月，将其说成是1917年，这显然是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文学革命两个概念混淆了。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一书，研究的重点是1919年爆发的这一特定政治意义上的五四运动，而不是文化意义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其第二章的标题是“促成五四运动的力量(1915-1918)”，第三章的标题是：“运动的开始阶段：初期的文学和思想活动(1917-1919)”③。可以看出，周策纵是把1915-1918年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视为促成五四运动的原因，把1917-1919年的文学革命和思想启蒙运动视为五四运动的开始阶段。这里周策纵所说的起止时间应该是特指的政治上的五四运动，而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此外，美国学者格里德尔在《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一书中提出：“新文化运动前后大约是12年，即从处于政治分裂和军阀主义边缘的1915年到1927年，这一年，中国至少在名义上重新统一在自称为早期革命继承者的国民政府的旗帜之下。”④可以看出，周策纵研究的着眼点是政治上的五四运动，所以他所给出的起止点根本不是新文化运动的起止点。而格里德尔明确划定的是新文化运动的起止点，虽在时间段的划分上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大致吻合，但他把1915年袁世凯称帝作为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而不是把《青年杂志》的创刊作为标志；把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作为新文化运动终结的标志，而不考虑新文化阵营的解体。所以他划分的着眼点同样是政治的变革而不是文化的运动。受周策纵与格里德尔的影响，有研究者提出：“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时间，是一九一五年还是一九一七年，差别不大，承认五四运动是它的高潮就行了。……我以为，还是将一九一七年作为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时间较为恰当。这样，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就是一九一七年《新青年》杂志总部迁到北京，到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这十年的时间。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高潮。”⑤我们说，这种认识是有偏差的。首先，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时间是1915年的什么“节点”，即以什么为标志，没有说明。其次，说1917年“《新青年》杂志总部迁到北京”这种表述是不恰当的，因为当时的《新青年》没有“分部”，所以也谈不上“总部”，因为在1918年前《新青年》的前3卷18期是由陈独秀自己办，很难说有所谓“编辑部”，更何谈什么“分部”和“总部”。而且《新青年》从上海迁到北京怎么就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呢？难道《新青年》批判旧文化，宣传新文化是到北京才开始的吗？再次，界定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时间是1915年还是1917年，其评判的价值标准是不一样的。 以上所举的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概念与起止的界定上所存在的问题，基本上代表了学界目前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倾向。即笼统地以政治的视角判定文化的运动。如有研究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止时间，主要有狭义和广义两种不同看法。狭义的时间节点是从1917年到1921年。广义的时间节点是从1915年到1923年。”⑥这种界定就显得简单笼统而缺乏论证。只给出了新文化运动广义与狭义的两个起止的时间节点，却没有加以论证和说明。而且一般讲，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标志着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为什么说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点？其依据是什么？这些都是应该论证和说明的，否则会造成“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两个概念的混乱。再如李蓉女士例举的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几种观点：“一种观点是从1915年至1922年中共‘二大’成立。以《青年杂志》创刊为兴起标志，以中共‘二大’成立为新文化运动结束。……有学者认为，1917年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才应算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因为陈独秀此前曾声明不参与政治，这时才明确提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一种观点认为，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之后，经过两三年的一个平稳的过渡期，大体上说，到了1924年，就进入它的后期了。”⑦这三种观点更是典型的着眼于政治而不顾新文化运动自身的发展变化的划分。第一种观点以中共“二大”成立为新文化运动结束的标志。(此话有语病，应该是中共“二大”召开，不能说会议“成立”)好像一个刚刚成立的政党的12个代表开一个会，新文化阵营就解散了，思想文化启蒙的任务就完成了。作者可能认为中共“二大”确立的中共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最低纲领和建立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已经超越并可以取代五四的思想启蒙了，所以新文化运动就结束了。这完全是把政治逻辑强加到思想文化运动上来的不符实际的想象。第二种观点以1917年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欲革新政治不得不革新文学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这种观点也是以政治为衡量文化运动的标尺。其误点有三：一是把文学等同于文化；二是认为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之前没有进行思想文化启蒙；三是认为陈独秀此前不参与政治。其实，文学只是文化的一个方面。陈独秀是参与了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这些实际政治的，他是从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了思想文化启蒙的重要，所以才创办《新青年》掀起旨在思想文化启蒙的新文化运动。其在《文学革命论》中只不过强调了革新文学对于思想启蒙的重要性而已。第三种观点认为“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之后”，这更是为强调政治而把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因果关系及前后次序给颠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