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学的任务有三：一是确定版本的性质及年代；二是确定版本的质量；三是理清版本的源流。校勘学的任务有二：一是改正古书的错误；二是保存古书的异文。 一、版本学的任务 面对一部古书，第一个任务是要确认书名，确认卷数、著者姓名、著者朝代，确认是什么版本，是刻本，还是写本，或其他印刷本诸如木活字本、套印本、石印本、排印本、影印本等。写本又分为手稿本、一般抄本。确认了版本形式，再确认产生这一版本的时间，以及刊刻或抄写的人，出自家庭、地方政府、朝廷部门还是书坊等。例如日本足利学校收藏的《附释音毛诗注疏》二十卷(七十子卷)《诗谱序》一卷，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唐陆德明释文，南宋福建刘叔刚一经堂刻本。这是版本鉴定的第一个任务。 版本学的第二个任务，确定版本的质量。例如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周易注疏》卷末有主持校刊者之一的朱良裘跋，说：“得文渊阁所藏不全《易疏》四册，则上经三十卦厘为五卷，始知孔疏王注已分六卷为十卷，合之韩注三卷，而十三卷自备。臣良裘偕臣林枝春、臣闻棠、臣吴泰，昕夕考究，凡监本舛错谬讹之处，证以旧本，如覆得发，如垢得梳。惜自《晋卦》以下，旧本残缺，然监本之不可复读者，已十去其六七矣。”朱良裘跋所说的文渊阁旧藏不全本《易疏》四册，究系什么版本，他没有说明，只称为“旧本”，那么他的第一个任务判断版本的年代没有完成。但第二个任务，判断版本的质量，却有重要的发现：与监本比较而言，“旧本”显然是一个错误较少的善本。而相比之下，万历北京国子监本就是错误较多的版本。当然我们还可以推出对武英殿版本质量的基本评价，是一个质量较好的校刊本。朱良裘所见的“旧本”究系何种版本呢？这个问题需要寻求旁证，后面再说。 版本学的第三个任务是厘清版本源流。例如阮元《重刻宋板注疏总目录》称：“谨案《五代会要》，后唐长兴三年始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经书之刻木板实始于此。逮两宋，刻本浸多。有宋十行本注疏者，即南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所载‘建本附释音注疏’也。其书刻于宋南渡之后，由元入明，递有修补，至明正德中其板犹存。是以十行本为诸本最古之册。此后有闽板，乃明嘉靖中用十行本重刻者。有明监板，乃明万历中用闽本重刻者。有汲古阁毛氏板，乃明崇祯中用明监本重刻者。辗转翻刻，讹谬百出。明监板已毁，今各省书坊通行者惟有汲古阁毛本。此本漫漶不可识读，近人修补，更多讹舛。”阮元为我们厘清了注疏本的源流：宋刻十行本(实际是元十行本)→宋十行明修版印本→嘉靖闽刻本→万历北京国子监刻本→崇祯毛氏汲古阁刻本。他同时对各个版本的质量进行了评价。阮元的这个源流总结有什么可取之处，又有什么可以补充之处，下面我们再讨论。以上事例比较清楚地为我们展示了版本学的三个任务。 二、校勘学的任务 校勘学的第一个任务改正错误，是大家一向公认的校勘学的主旨。“校”就是拿不同的文本来比对；或者借助于古书相互引用，来比对引文部分；或者史料互见于一书前后或不同书中，来比对同一史料在不同地方的字句，把不同之处记录下来。这是校异文。“勘”就是改正错误。校勘学是通过校找出异文并进而纠正错误的一门学问。可见从工作程序上讲，要先校再勘。《汉书·艺文志》说：“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馀，脱字数十。”刘向校书的目的当然是纠正错误，补上脱文。 校勘学的第二个任务是保存古书的异文。上面说过，从工作程序上看，要先校出异文，再考虑是非。有的异文，当时即可判断是非。有的则要再加考证，求旁证，才可以确定是非。还有的异文，则无法确认是非。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尚书》文本，文字异者七百有馀，不见得都可以判断是非。不能判断的，就要先记录下来，不表示态度。对那些年代较早的异文，学术界倾向于全面记录，对待出土文献、石刻文献、敦煌文献，大抵采取了全面保存异文的办法。这不单是校勘学上的需求，还有研究文字流变，以及借助异文考察通假字，进而从事训诂研究的需求。对时代较近的文本，学术界则倾向于有选择地保存异文。在保存异文的问题上，我们应当考虑异文的不同用途，或者说不同学者对异文的不同需求。 刘师培是早期利用敦煌文献进行文字校勘的学者之一，他撰写了一批跋文，发表于《国粹学报》。其中《毛诗诂训传国风残卷跋》，列举异文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经文多异唐石经，或与《释文》本合，或与《释文》所引或本、一本、俗本合，或与《释文》所引旧本合，或与《释文》所云误本合，或与宋人所引《释文》合，或与《释文》所引或本字形差异而实符，或与《正义》所引定本合，或与山井鼎《考文》所引古本合，或与三家诗合，或与古籍所引合，或与唐石经初刻合，或与宋本合。其与各本并殊者，或系省形，或增偏旁，或异偏旁，或系古字，或系别体俗书，或系音形相近，或系古字相通，或改用正字，或助语不同，或字有损益，亦有初书与各本合而后改之字不同者，亦有确为讹文及脱字者，亦有疑为讹文及羡字者。”而且都列举了实例，最后总结说“均校勘《毛诗》者所当首采也”。刘师培分列的25种异文类型，只有最后2类是错误，前面23种都不是是非问题，而是与古本的种种复杂对应关系，以及字形的不同。毫无疑问，刘师培关心的敦煌本异文，除了可以用来讨论文字是非外，绝大部分是用来讨论古书文本系统的。这当中利用敦煌本订正传世《毛诗》经文讹误的例子一条也没有。他谈到的讹误都是敦煌本的抄写错误。那么刘师培揭示这些异文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是两大用途：一是说明古书保存的经典异文自有来历，比如陆德明《经典释文》的“一作某”，在敦煌本可以找到证据。二是用来说明敦煌本的地位或功用。毫无疑问，刘师培分门别类罗列异文，有一个很大的目的，是进行“文本定位”。这对我们通过校勘手段来进行文本系统的研究工作，有很大的启发。异文是联络文本之间内在关系的桥梁。我们可以明确，校勘学上发现异文并保存异文，在完成校勘学的第一目的“纠正错误”之外，还有另外的目的，而这另外的目的与纠正讹误完全不同，因此我们把保存异文作为校勘学的第二任务。这个第二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自己或者他人提供进一步从事科学研究的材料。事实上陆德明《经典释文》提供的经典异文，就为刘师培研究敦煌本提供了材料，这是陆德明始料不及的。不过可以断定，陆德明在对待异文的态度方面，是高度自觉的。有人认为校异同而不断是非，是没有用途的校勘活动，又认为底本不误而校本误的不必出校勘记，这就把校勘活动的丰富内容简单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