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亡然后《春秋》作”阐释上的纠结 《孟子·离娄下》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后人对此句的分歧主要集中在“《诗》亡”与“《春秋》作”的时代界定上，说法比较多。东汉赵岐说：“王者，谓圣王也。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颂声不作，故诗亡。《春秋》拨乱，作于衰世也。”①赵岐以为“颂声不作”为衰世，意味着《诗》亡，《春秋》作。朱熹说：“王者之迹熄，谓平王东迁，而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也。《诗》亡，谓《黍离》降为《国风》而《雅》亡也。《春秋》，鲁史记之名。孔子因而笔削之。始于鲁隐公之元年，实平王之四十九年也。”②朱熹谓《诗》亡就是《雅》亡，是《黍离》降为《国风》的时候，具体为东迁之后，正好是《春秋》记事开始之年，即鲁隐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清王夫之则称：“故隐公之三年，平王崩，桓王立，《春秋》于是乎托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谓桓王也。”③指出“亡”“作”于周桓王，即《春秋》记事的第三年。以上说法尽管略有不同，但都主张“亡”与“作”发生于东迁之后，基本以《春秋》记事开始的时间为参照。他们往往把“王者”理解成某个周王，而把《诗》具体到《颂》或《雅》，甚至《黍离》等作品。但是，把“《诗》亡”定在东迁之后，则与春秋时代赋诗言志的盛行相矛盾。《诗》中的大部分作品产生于春秋，春秋时代《诗》不但没亡，反而更加兴盛繁荣，如果说东迁后“《诗》亡”，显然与《诗》的实际不符。 现代学者一般把《诗》当作“王者之迹”的一个标志，以为“《诗》亡然后《春秋》作”正道出了春秋末年《诗》盛极而衰、历史散文代之而兴的情况。这种观点基本以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作为参照，虽然没有拘泥于哪一王或哪些诗，但是把《春秋》作为历史散文勃兴的标志，也说不通。如果《春秋》文本真是孔子时才出现的话，这样理解也还说得过去，但从《左传》可知春秋时代各国都有自己的《春秋》。孔颖达说：“旧有《春秋》之目，其名起远，亦难得而详……据周世法则，每国有史记，当同名《春秋》。”④如果再联系《竹书纪年》，就会发现《春秋》类文本可能是上古三代通行、东周列国通用的编年文本，不一定产生于《诗》之后。《汉书·艺文志》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⑤，则《春秋》与《尚书》一样古老。若把《春秋》看成春秋末年才出现的文本，看成历史散文兴起的标志，显然也不合理。 以上各家都从《诗》与《春秋》两个文本的依次出现来解释“《诗》亡然后《春秋》作”，无论怎么界定，都有纠结矛盾的地方。钱玄同指责此说不通：“《诗》和《春秋》的系统关系，无论如何说法，总是支离牵强的。”⑥顾颉刚也批评孟子：“他只看见《诗经》与《春秋》是代表前后两种时代的，不看见《诗经》与《春秋》有一部分是在同时代的。他只看见《诗经》是讲王道的，不看见《诗经》里乱离的诗比太平的诗多，东周的诗比西周的诗多。”⑦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支离牵强”、矛盾纠结的，不是《孟子》的说法不通，而是源自后人对“《春秋》作”之“作”的误解。《孟子·滕文公下》还说：“孔子惧，作《春秋》。”⑧自西汉以来人们把这两个“作”都理解成撰作、编次，形成孔子编撰《春秋》的成见。如董仲舒说：“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⑨说《春秋》“见素王之文”，暗示《春秋》为孔子撰作。司马迁说孔子“兴于鲁而次《春秋》”⑩，杜预谓“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11)，基本都是这个意思。孔颖达还谈到编撰时间：“孔子自卫反鲁，则便撰述《春秋》，三年文成。”(12)显然，孔子编撰《春秋》是经学时代形成的命题，有特殊的历史、政治价值，但未必符合《孟子》的原意。 把“作”解释为编撰，则“《诗》亡然后《春秋》作”必然被理解成《诗》与《春秋》两个文本的依次出现，无论怎么界定二者的时代，都会出现钱玄同、顾颉刚所批评的“支离牵强”的纠结。冯友兰也指出《孟子》的表达有矛盾，他评论“其义则丘窃取之”一语：“孔子只‘取’其义，而非‘作’其义。孟子此说，与他的孔子‘作《春秋》’之说不合。”(13)造成孟子“支离牵强”、自相矛盾的，应该是后人对《孟子》中的“《春秋》作”之“作”的误解。要把握孟子的原意，应该摒弃西汉之后经学的成见，回到《孟子》及先秦的语境中进行探讨。 二、“《诗》亡然后《春秋》作”之“作” “作”在先秦意思比较丰富，多表示始、为之意。《说文》：“作，起也。”段注： 《秦风·无衣》传曰：“作，起也。”《释言》、《穀梁传》曰：“作，为也。”《鲁颂·駉》传曰：“作，始也。”《周颂·天作》传曰：“作，生也。”其义别而略同，别者所因之文不同，同者其字义一也。有一句中同字而别之者，如《小雅》“作而作”，《诗》笺云：“上作，起也；下作，为也。”(14) 段玉裁这段话主要针对《诗经》等书中的“作”而言，其实《孟子》中的“作”与此大体相同。《孟子》约有28个“作”字，其最基本的意思，也不出段玉裁总结的起、为、始、生等义。刘师培合并成“始”“为”两字：“‘作’兼二义，或训为‘始’，或训为‘为’。训‘始’见《说文》，即‘创作’之‘作’，乃《乐记》所谓‘作者之谓圣’也。训‘为’见《尔雅》，与‘创作’之‘作’不同。”(15)“作”的主语或宾语不同，意思则略有变化，此即段玉裁所说“义别而略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