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晚期以降，随着实验科学的兴起，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日益式微。在弗朗西斯科·培根这样的实验科学家看来，不仅形式因的作用微不足道，目的因也是一个多余的假设，毫无实际用处。①与此同时，动力因的作用逐渐突出，开始取代形式因和目的因占据中心地位。完成这一思想革命的不是别人，而是现代哲学的鼻祖——笛卡尔。根据后者，上帝作为“巨大和不可理喻的力量”，对世界的“创造”和“维持”，本质上是一种动力因意义的因果作用。由此，笛卡尔将形式因还原成动力因，取消了目的因在自然事物运动中的意义。②不过，在伦理学领域，笛卡尔仍然认为，人可以凭借自由意志控制激情，做出合乎理性的选择，为目的论留下了空间。 作为笛卡尔哲学的继承人，斯宾诺莎延续了笛卡尔在动力因和形式因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但不同于笛卡尔的是，斯宾诺莎坚持认为，目的论是一切宗教迷信的思想根源，必须从根子上加以清除。为了做到这一点，实现对于民众的理性启蒙，斯宾诺莎一方面继续推进笛卡尔对于自然世界的动力因革命，一方面努力将它贯穿在伦理学当中，扫除目的论的残渣。这两点也构成了他写作《伦理学》③的基本动机。 一 目的论的根源与错误 斯宾诺莎对目的论的态度经过了一定变化。在早期作品《简论神、人及其心灵健康》中，他比较过人法和神法的不同，认为前者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利益，后者是神利用人达到最终目的。二者的关系好比蜜蜂与人，“蜜蜂辛勤工作，恪守群体纪律，除了保证一份过冬食粮之外并无其他目的，但是比它们更高的人培育养护它们，却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这就是获取蜂蜜供自己用”④。但在《伦理学》中，斯宾诺莎一改此前的温和态度，批评的矛头直指目的论。在第一部分“附录”开头，斯宾诺莎就旗帜鲜明地指出，神是万物的自由因，但它的本性及它与自然的关系，总是受到许多成见的阻碍，后者“基于人们一般地认定自然万物，与人一样，都是为达到某种目的(finis)而行动”(第一部分，附录)。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目的论倾向，乃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等一切宗教的根源所在。 斯宾诺莎敏锐地发现，目的论的逻辑基础是工具论。比如，当人们发现眼睛可以看、牙齿可以嚼，便断定它们是神造出来的，用以满足人类利益的工具；而神将它们造出来，又是为了让人敬拜它。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中世纪的目的论者如迈蒙尼德，在发现自然的目的时，不将它归为自然本身⑤，而是由这种工具论的逻辑上升，将它们归到一个最高的设计者——上帝身上，宗教观念由此根深蒂固。⑥但是，自然界的事件并不总是有利于人类，面对自然界无穷无尽的灾难，我们怎么能认为，这都是神为了人的利益而安排的工具呢？然而悲哀的是，不幸并未让人类觉醒，反使得他们对神更加虔敬：他们或者认为，这是由于人犯罪而招致神的震怒；或者认为，神的意志深不可测，远远超出人的理解，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斯宾诺莎看来，这些人太过愚昧，根本就不知道，“自然本身没有预定的目的，一切目的因只不过是人心的幻象”(第一部分，附录)。目的论的错误，有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目的论颠倒了自然的因果关系。斯宾诺莎指出，目的因既然是一种原因，本性上就是在先的。但是，目的论者将这种原因视为在后的目的，因而是“把本性上在先的东西，当成在后的东西，并且反而把那最高的、最圆满的认作最不圆满的东西了”(第一部分，附录)。根据斯宾诺莎的自然—神学，神从它的属性中分殊出样式，首先是直接无限样式，然后是间接无限样式，最后才是有限样式，即自然界的物体和我们心灵中的观念。毫无疑问，直接从神那里生出的最为圆满，因此，直接无限样式比间接无限样式圆满，间接无限样式比有限样式圆满。但是，按照目的论的解释，“直接从神产生出来的东西只不过是达到神的目的的工具，那么最先的东西既是为了最后的东西而存在，而最后的东西就会必然超出一切了”(第一部分，附录)。换言之，因为直接无限样式是生成间接无限样式的工具，间接无限样式是生成有限样式的工具，间接无限样式变得比直接无限样式更圆满，有限样式比间接无限样式和直接无限样式更圆满。这种解释，无疑颠倒了神的分殊中不同样式的因果关系，是错误的。 其次，目的论的逻辑与神的本性不符。斯宾诺莎认为，假若神的创世有一目的，就说明神缺乏某种东西，从而与神的圆满性相悖。面对这个问题，神学家和形而上学家试图区分需要的目的(finis indigentiae)和同化的目的(finis assimilationis)，强调神造世的目的不是实现自身的需要，而是要将造物同化到自身当中，以此证明神并无缺乏。但正如斯宾诺莎所说，即便如此，他们仍必须承认，神创造万物不是为了它们，而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要想实现这个目的，神就需要一个工具。但在创世之初，除了神之外一无所有。为此，神必须先创造工具，才能完成创世的目的。这样，“他们不得不承认，既然神还必须创造工具以达到某种目的，则神必有所需要，有所欲求”(第一部分，附录)。如此一来，神必有所欠缺，从而与它的圆满本性不符。 再次，目的论者为了证明目的的普遍存在，采取“穷诘至不知道”(reductio ad ignorantium)的辩证法，而非“穷诘至不可能”(reductio ad impossibile)的辩证法，存在方法论的错误。他们在探究一个事物的原因时，不是努力穷尽一切不违背矛盾律的可能，而是逐渐走向无知，并最终诉诸神意(providentia)这一无知的避难所。斯宾诺莎举了一个例子：一块石头从高处坠下，落在下面走过的人头上，把人砸死了。对这一现象，目的论者会论证说，石头坠下的目的就是为了砸死那个人，一切都是神有意安排的，否则不会出现这样的巧合。如果人们回答他，说石头坠落只是由于刮大风，他们便会问，若不是神，那天为何会刮大风？再等人们回答他，说刮风是因为海上起了风浪，他们又会继续追问，为何海上会起风浪，如此以至无穷。目的论者相信，追问到最后，原因是我们不能知道的。而情况如此发生，一定不是偶然，而是神意在冥冥中安排的结果。这种安排，是神施行的奇迹，凡是试图追究原因的人，都是在渎神。在斯宾诺莎看来，这些目的论者之所以如此作为，无非是害怕愚昧被人揭穿后，他们在宗教上的权威就会岌岌可危。但殊不知，他们这套目的论逻辑在方法论上是完全错误的，所谓的神意和奇迹、宗教和迷信，无非是他们不愿探究事物的原因，思想懒惰和愚昧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