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对身体的关注从一开始就立足于对笛卡儿机械二元论的反思。统合了感知、情绪、记忆的肉身不但是象征秩序构建的载体，本身也处在复杂的权力结构之中。其企图可被视为对古典人类学结构性、普遍性认识框架以及20世纪70年代所兴起的政治经济学解释的批评和补充。1980年代，以索尔达斯（Thomas J.Csordas）为代表的一些受到现象学人类学（phenomenological anthropology）影响的研究者提出并拓展了“具身（embodiment）”概念，并将其视为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新范式（Csordas 1990）。简言之，“具身”范式不仅强调身心统一，而且强调感知作为一种经验质料对文化生产尤其是意义秩序重建的重要意义。这样一来，身体不仅是福柯主义视角中被“历史—权力”所刻写的对象，它还具有一种外向的主动性，使意义建构的过程得以被触发。“具身”视角在其后的医学、心理甚至政治人类学中都得到了广泛应用。毫不夸张地说，当代人类学身体研究几乎可以等同为“具身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embodiment）”。① 正因如此，在当代医学—身体人类学的许多研究中，即使“具身”概念并非其关注核心或主要解释框架，它也已经近乎某种不言自明的共识基础。“具身”所关联的丰富的理论资源，使其具有连接两个看似遥远的领域的可能性：一方面是对微观且多样的身体感知的哲学化解释；另一方面是宏观的社会权力变迁背景。我们或可说，“具身”范式拓展并丰富了民族志研究的视野，使人类学的解释力有了更多可能的面向。 本文所记述的案例源于笔者从2014年春至2015年夏在华北某城的奥蕾②直销团队中进行的田野调查。作为全球最大的直销公司，奥蕾近年来在中国市场上的跃进式发展，与其基层团队的深耕关联密切。为了销售产品、壮大团队，直销人员邀请消费者和潜在发展对象参与形式各异的种种活动，将产品体验与话语劝说相结合。下文所述“肝胆排毒班”即为其中之一种活动。 本文尝试展开的分析有三个层次：第一，展示和解释“肝胆排毒”活动中的话语建构，结合人类学物质性（materiality）研究的若干启示去探讨“毒”和身体想象之间的关联；第二，探讨该活动背后所蕴含的价值主张如何触发一种朝向未来的自我重建；第三，以这个发生于中国语境中的案例为基础，重新思考“具身”概念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容易被忽视和遮蔽的部分。 本文将首先交代田野调查的基本情况和必要的背景知识，进而详述“肝胆排毒”活动的具体细节。接下来的两部分着重分析“排毒”的身体、道德含义以及“肝胆排毒”活动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事件（event）如何激发当事人重新审视自我生命史，并对其做出回应。 一、兜售梦想：Z城的奥蕾人 Z城③地处华北平原南部，近代以来一直是北方重要的工业城市。1949年以后，依托丰富的煤炭资源，Z城建立起门类繁多的轻、重工业体系。与东北等重工业城市的发展轨迹相类似，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资源逐渐枯竭以及国企改制的风潮冲击，下岗、失业现象席卷全城。从传统单位制当中流散出来的人们不得不自谋生路，主要从事服务业和个体工商业。由于地处南北交通要津，境内又有一些旅游资源，所以Z城在接下来的20年里基本实现了经济结构的转型。这一社会变迁是理解当地文化、观念最为重要而深刻的历史背景。 直销，顾名思义就是不经过零售店直接向消费者销售产品。在1998年之前，中国人更加熟悉的是“传销”一词。对于许多老百姓而言，后一个名字象征着曾经从南之北横扫全国的财富梦想以及随之牵连出的种种疯狂举动。从“传销”到“直销”，其核心的内含具有一定的延续性，但后者无疑更加规范、可控。从1998年到2005年，经过近十年的调整、适应，随着《直销管理条例》的出台，中国直销从野蛮生长逐渐走向规模化扩张，并且逐渐向更为基层和边缘的地区渗透（袁长庚，2017）。 早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奥蕾为代表的各种直销品牌就曾经一些出门在外的本地人的引介而进入Z城。但是，奥蕾在Z城真正的春天，迟至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才到来。2000年，从贸易公司下岗在家赋闲的周海涛正式成为奥蕾“卓越”系统④在Z城的一位销售代表，此后十多年，他一手将自己的队伍发展壮大。与其他地区相比，经济疲软转型艰难的Z城并不具备发展奥蕾的优越条件，也正因如此，周海涛所缔造的Z城奥蕾团队成为北方直销界小有名气的一张名片。2014年，笔者经人介绍所加入其中进行研究的团队就是周海涛的下属市场。 所谓“奥蕾人”，是指与奥蕾（中国）公司签订正式合同，成为其注册销售代表或经销商的营销人员。需要澄清的一点是，奥蕾公司和销售代表之间只有法规制度框架之下所形成的契约关系。奥蕾虽然认可介绍人及其发展下线的隶属关系，也按照这个关系衡量业绩、实施奖励，但它并不会支持某个人所建立的某个体系。至少从表面看，奥蕾公司与其各个销售人员之间的关系是平行的。 此外，奥蕾公司并不介入基层销售团队的日常活动。换言之，销售团队自己有着极大的自主性。只要他们的活动在奥蕾制度所许可的范围内，甚至是一些略有越界之嫌的灰色地带，公司就不会干预。如果观察奥蕾公司所组织的官方活动不难发现，其基调是规范、专业、积极向上的，但真正在社区内独立运作的“奥蕾”则是不断被销售人员发明、改写的文化现象。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后一种奥蕾。它扎根于地方文化土壤之中，有极强的生存和扩张能力。无论是其实践模式还是话语塑造当中都充满文化翻译、改写和拼贴，它是“全球—中国—地方”多重张力所互相激荡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