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源自个体对生活感知的主观积极评价（Veenhoven，1991），是人类永恒的精神追求。我国改革开放40余年来，伴随客观物质的极大丰富，主观幸福逐渐成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基本向往。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在此庄严承诺下，幸福体验更是成为当前民生福祉的重要发展目标，备受各方关注。 按照社会学的经典观点，基于人际交往而建立、维系的社会网络，一方面，作为互动和情感传递的机制，个体从中形成的信任、归属、认同等主观感知，可以有效激发积极心理情绪（Haines & Hurlber，1992；Berkman et al.，2000；Crossley & Langdridge，2005）；另一方面，作为制度、权力运行的基础，以及信息分享、资源配置的替代媒介，人们通过网络获得的经济资源、互惠帮扶等支持，也有助于生活满足的获得（Lin et al.，1985；House et al.，1988）。因此，无论从情感互动还是资源支持角度来看，社会网络均符合居民主观福祉的情景导向需求（Diener et al.，1999；黄嘉文，2016）与工具性解释逻辑（边燕杰、肖阳，2014），对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明显的正向作用。 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有关社会网络与主观幸福的研究，依然存在一些局限。第一，现有的相关研究大多聚焦于社会网络对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包括对其因果效应的验证（李树、陈刚，2012）、中介路径的挖掘（朱晓文、刘珈彤，2018）、支持与参照机制的比较（郭小弦、王建，2019），以及宏观结构性因素的探索（申云、贾晋，2016）等。多是从功能论出发，以网络获取的资源视角为主。事实上，社会网络作为个体互动行为的背景，考虑其异质性特征，从结构视角重视其福利效应（Haines & Hurlbert，1992；赵延东，2008），厘清不同类型社会网络与幸福感的关系特征，探究作用我国居民主观幸福的核心网络成分亦有很大必要。第二，社会网络具有属性特征差异与亲疏程度差异，且社会学者与心理学者认为，这种网络交往的广度和互动的深度理论均能有效预测幸福感状况（Putnam，2000；Diener，1995）。但遗憾的是，目前从网络异质性视角分析幸福感的研究，主要专注于属性特征差异（马丹，2015），以正式网络与非正式网络的比较为主（李平、朱国军，2014；Bian et al.，2018），对亲疏远近的影响较为忽略，综合两方面的系统量化研究更是欠缺。而在我国关系主义文化的社会情境下，体系化的分析对网络作用幸福感的理论探索至关重要。第三，社会网络与幸福感的因果效应还有待强化。从实证方法上来看，既有的相关研究大多运用截面数据分析。虽然横截面数据具有方便收集、利于分析的优点，但对于幸福感这种主观体验来说，也容易因性情、认知、价值观、喜好等变量遗漏产生内生性问题，造成统计结果偏差。因此社会网络对幸福感的真实效应还有待更加严谨的考证。 为此，本研究聚焦于不同社会网络类型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基于网络属性划分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和正式网络基础上，进一步根据网络的交往密切程度，将个体的非正式网络划分为亲缘型社会网络与非亲缘型社会网络。运用JSNET2014—2016年追踪数据，通过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特征，挖掘影响我国居民幸福感体验最为核心的网络成分，以及这种网络在不同身份群体间作用幸福感的差异化效应。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评述 （一）主观幸福感与社会网络 主观幸福的产生是一种心理建构和价值形成的过程。从内容上看，这种体验是理性行动者对于伴随整个生命快意的意识，是满意、快乐和价值感等积极心理的有机统一（邢占军，2011）；从形式上来看，这种感受并非转瞬既逝的情绪状态，是基于反省获得的某种切实的和相对稳定的心理感受（伽达默尔，1999）。因此，理论上讲，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自然会影响到个体的幸福感，并且不同关系群体在交往形式与互动内容上的差别，会在潜移默化中作用于个体的幸福体验，造成社会网络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网络类型而变化。 回顾以往，已有三方面的依据支持了这一观点。其一，社会网络形式的异质性。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活动的丰富与社交联系的广泛发展，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需求逐渐增多，联系方式日益便捷，人们不断突破血缘、地缘等限制，缔结了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可以说，相比乡土社会简单的传统网络结构，当下不断派生的网络形式已然使社会网络的异质性成为不可忽视的研究内容。在此背景下，马丹（2015）通过京、沪、粤三地的生活满意度研究发现，不同社会网络的互动情况对人们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明显不同。朋友规模、非正式交往的扩大对居民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邻里型的网络交往并没有显著的促进效果。边燕杰等人通过跨国比较澳大利亚、英国、中国的截面数据也证实，非正式类型的社会网络对幸福感的影响普遍大于正式网络（Bian et al.，2018）。其二，社会网络功能差别。社会网络提供的作用可分为主观上知觉的社会支持（perceived support）和实际接收的客观社会支持（received support）（李强，1998）①，但两种作用对幸福感的影响效果并非权均力齐的。因而，不同社会网络由于功能侧重不同也会对幸福感产生异质性效应。研究证实，相比后者，以感知的“社会支持”为主要贡献的社会网络则对幸福感更为有效（Wethington & Kessler，1986）。其三，社会网络的时间效应。在社会快速发展、转型的背景下，由于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观念与急剧嬗变的社会心态在不断发生着颉颃（周晓虹，2011），不同类型社会网络效应也会因此呈现出此消彼长、变动不居的差异化态势。李平、朱国军（2014）的研究表明，伴随现代化进程，乡土社会重要的传统非正式网络对我国居民主观幸福的影响日渐式微，而现代职场网络则逐渐成为影响国民幸福的重要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