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立意与界定 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各个领域都在回顾这40年间发生的社会变迁，而中国社会无论是在行为、关系、观念还是表达、知识生产方面发生着的性之变，不仅仅扎根于更为广阔的社会变迁，其自身也构成了社会变迁的重要内容（潘绥铭、黄盈盈，2013）。在当下中国社会，性议题至少有两个特点使其有可能进一步激发本土论述与跨界对话（黄盈盈，2018a）。 其一，“性”具有日常而边缘的特点。作为社会生活中最易引发社会情绪的话题之一，“性”一方面长期缺席于重要的知识场域，但是另一方面，不论是老百姓的生活八卦、媒体的报导，还是作为社会治理与国家政策的关注对象，都显著在场。可以说，“性”在近现代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是道德、政治、商业、社会规范的竞逐之躯，也是医学与科学知识主宰的领域；在社会变迁与文化交互过程中汇聚了多方规制力量，并与中国历史文化及日常生活中的丰富内容形成强烈的张力与博弈。恐怕没有任何一个议题，可以如“性”般在被构建为“隐私”“禁忌”且斥之“边缘”的同时，被多方主体如此津津乐道。这种多重的身体政治使其有可能成为人文批判地思考社会世界的重要切入点。 其二，“性”（依然）是构建“中西方”想象的一个重要领域，触及地缘政治与知识权力。一方面，作为体现西方“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性解放甚至性泛滥，其冷战话语下的政治构建已经深深影响到老百姓对于“西方”的想象；另一方面，东方性文化也是西方学者用来想象异邦或是补充性地对话西方学术体系的重要来源（黄盈盈，2008）。相比于中国学者的冷淡与缺场，西方学术界对于中国社会的“性”有着特殊的青睐，从高罗佩对于房中术与戏秘图的介绍，到更为现代的学者们（包括在国外工作与学习的中国学者）对于缠足、妓女、一夫多妻、男风、同性关系等历史文化现象的窥探，一直到更近的英语世界（包括学者与媒体）对于中国大陆城市青年与新富阶层的性文化、性工作、女性之性、同志运动、新女权运动的关注，无不凸显了西方学术体系与中国经验之间的重要关联。①不论学者们如何在智理上质疑中西方的二元构建，作为可观察的结果，在社会生活中，“性”所透射的中（东）西方想象以及中英文世界不对等的学术资源、会议交流与发表机会，都彰显了扎根于不同语境、不同语言、不同发表平台的知识生产的主次位置。换言之，相比于很多社会议题，“性”更加敏锐地触碰到中国经验在世界知识格局中的特殊位置。 以上这两个特点使得中国大陆的性研究较早就或被动或主动地开始“边缘—主流”“传统中国—现代中国—西方社会”之关系的对话与批判思考，包括对于我们所使用的最为基本的语言与认识假设的检视，以及尝试着回到历史文化与生活经验之中寻找、创造新话语的紧迫感。近年来，具有很强全球联动特点（依然是以占据着主要经济与知识资源的欧美社会为主导力量或者发起者，但辐射甚广）的反性骚扰运动、LGBT运动、性教育等议题所牵动的社会争议与政策失措则把“性”更进一步地推到大众面前。进步、保守、左右、身份政治等国际政治话语在近年也更为明显、更加错综复杂地聚集在中国大陆某些“性”的议题之上，而中国大陆的“性”也在内外多种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的拉锯之下呈现出越发多重的政治性与等级化趋势。与此同时，在性与性别的议题上，中国经验、本土思考、重新认识中国、南南合作等声音也在加强。在多重力量的并存与撞击之际，身处其中的研究者可以如何立足本土、放眼世界，保持独立思考的立场；如何理解这种“独立思考的立场”及其最终的关怀；如何在错综复杂中厘清中国的“性”脉络，使得“性”经验在有可能摆脱某种话语的桎梏之时，不至于落实另一种（虽然方向不同但是可能同样狭隘的）政治话语；或者在保持批判性的同时（尤其是警惕各种二元倾向），能够带出更为丰富而接地气的积极边缘思考；甚至，中国的“性”经验透视的是怎样一个世界。这些都是现阶段充满挑战却也令人期待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与问题意识之下，我希望基于自己（以及潘绥铭教授主持的性社会学研究所与其他同仁）在大陆开展的实地研究、学术实践（包括持续性地举办会议、培训、学术对话），以及对于中国社会性之变的社会学观察、文献回顾与切身感受，着重梳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性现状与变化脉络。② 本文暂且把时间设定在20世纪80年代至今。选择80年代，显然与1978年开始的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背景有关，当然也是因为我们的经验研究与观察更直观地始自80年代。这40年左右的性之变将是本文分析的重点。尽管相对于更长时段或者更为久远的“过去”而言，这个时间段研究依然显得历史无关，但是对其所处的时间轴点的经验探究与分析所带出的“历史感”却是重要的。尽管，在论及“中国经验”时，因为文化与政治背景相对于西方的“独特性”，传统性文化及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时期显然更受青睐（近年不少社会学者的历史转向也有这样的考虑），但是，一则就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与参与观察的方法传统来看，我们对这些时段的现实把握显然是不够的（依赖于文本的历史与文学分析当然是另一些重要视角），另则我认为当下这40年里，中国社会的性之变是不容忽视的一段社会史，对当下的深描可以为“历史”提供更好的素材，而且，即便是关注当下，其与过去历史文化的连接（或者断裂）是值得细究的。在本文中，我将结合自己的认识，对这40来年做进一步的阶段划分，以更好地把握“性”在当下的发展脉络与大致图景。当然，将各类性质混杂的当下作为“中国经验”的论述对象，显然会面临很多挑战，姑且当成一个社会学研究者的执着吧。 设定中国大陆，则是考虑到中国台湾、香港等地有着非常不一样的性现状与对话语境，也不是我作为一个大陆学者目前所能切身把握的。但是同理，从联系的视角看，中国大陆作为一个分析空间，辐射的是更大的世界格局，与周边的关系、与西方的关系、与世界的关联都在视域之内；对这个有限社会空间的性经验的探究，所带出的更大范围地缘政治的空间感当然是重要的。本文所涉及的“中国”，除非特别说明，指的都是中国大陆——在大陆发生的性现象，大陆情境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变迁，也侧重大陆的对话语境与中文文献（触及部分相关的英文文献）。 “性”也需作更为明晰的范畴界定③。本文主要关注性（sex and sexuality）与多元性别（LGBT）相关的社会现象，有别于女性研究（women study）及主流性别研究（gender study），有别于“生理—社会性别”维度上的性别（sex）④。相比而言，主流性别研究无论是议题本身，还是研究资源、制度化程度、社会可接受度，其边缘性、经验特点与变化趋势，与性与多元性别都有所不同，带出的问题与思考也会不一样。换言之，性与性别相互关联，但不可互相替代与混淆，尤其不能以性别这一概念来涵盖性，这也是我对于“性—性别”体系的基本认识与立场（Rubin，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