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武汉启动了封城抗疫，全国几乎同步启动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在新冠病毒仍然肆虐，全国抗“疫”正酣的当下，发表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抛砖引玉。 一、新冠疫情的决策之难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的决策问题。让所有人痛心的是，新冠肺炎发生之后疫情防控错过了最佳时机，导致了目前全国抗疫的被动局面。我们在这里简单讨论。 （一）新冠肺炎疫情回顾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疫情回顾与梳理。先看国家疾病防控中心课题组梳理的时间线索： 2019年12月29日，湖北省和武汉市卫生部门接到当地一家医院报告聚集性不明原因肺炎病例；30日，湖北省和武汉市卫生部门启动调查和病例搜索工作；31日，国家卫健委和中国疾控中心介入调查应对工作，同日，武汉市政府向社会发布疫情爆发信息；2020年1月1日，基于初步调查结果，关闭华南海鲜批发市场；1月3日，武汉市在全市启动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监测、病例调查、华南海鲜市场环境及动物调查和标本采集工作。当日向世界卫生组织、周边国家和地区通报了相关信息；1月8日，确认新型冠状病毒为此次肺炎爆发的病源；1月15日，国家卫健委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防控方案；1月20日，国务院同意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纳入传染病法和卫生检疫法管理，并启动全国范围应急防控工作。① 有媒体梳理了另外一条时间线索： 2019年12月8日，武汉卫健委通报首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发病；30日，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8人通过微信群传播不明肺炎信息；31日，武汉卫健委时隔23天之后，再次通报27例不明肺炎；2020年1月3日，武汉卫健委再通报44例不明肺炎患者，并称“未见明显人传人现象”；6日，国家疾控中心启动二级应急响应；10日，春运开启；11日，湖北省两会开幕；15日，国家疾控中心启动一级应急响应；18日，湖北省两会闭幕；同日，武汉三家医院出现4名医护人员感染确诊；19日，武汉百步亭社区举办“万家宴”；20日，钟南山院士确认“人传人”的现象存在；21日，湖北省春节团拜会文艺演出在洪山礼堂举办；22日，湖北启动二级应急响应；23日，武汉“封城”；23日，浙江、广东启动一级响应。② 从上面两条线索来看，疫情发展、演变的过程比较复杂，怎样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与治理的角度予以解读，尚需进一步的讨论。 （二）新冠肺炎的性质 新冠肺炎是一种之前没有见过的不明肺炎，对新冠肺炎性质的认识有一个过程，现在也还在深化当中。按照《传染病防治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现不明疫情，必须通过系统直报国家卫生部门。结合公开信息，新冠肺炎的发现与认识过程大致如下：2019年12月26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张继先医生发现不明肺炎病例；29日，张继先医生直接向省、市卫健委疾控处报告，省、市卫健委疾控处接到报告即开始流行病调查；31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到武汉开展调查，专家组调查的结论是不明肺炎“未发现明显人传人”，“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2020年1月8日，确认新型冠状病毒为此次肺炎爆发的病源，同日，国家卫健委第二批专家组到达武汉；10日，卫健委专家组成员王广发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整体疫情“可防可控”；14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组长徐建国对《科学》杂志表示，763名密接者无一感染，如下周无新增病例疫情或将结束；1月15日，武汉市卫健委官网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知识问答”指出，现有的调查结果表明，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目前，正结合临床和流行病学资料开展进一步研究；18日，中央高级别专家组到达武汉；20日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说新冠肺炎存在“人传人”，同日，国务院同意将新冠肺炎列入乙类传染病，采取甲类管理。 现在看来，应当更早采取措施进行疫情防控，才不至于造成当前全国紧张局面。因此，发现新疫情之后应当采取何种措施应对就成为关键。问题是，不明肺炎是一种全新疾病，之后检出的新冠病毒也是人类没有认识的全新病毒，在对新冠肺炎性质缺少基本认识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立即采取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响应，更不可能随意封城的。这个时候，流行病学调查和专家组意见就十分关键。无论是国家决策层面还是湖北省和武汉市决策层面必须要依据专家意见。1月20日专家组向国务院汇报后，国家将新冠肺炎定为乙类传染病，实行甲类管理。有了中央定性，湖北立即于1月22日启动全省公共卫生安全二级应急响应，武汉更是于1月23日启动“封城”。 应该说，从发现不明肺炎，到分离出新冠病毒，再到确定“人传人”，新冠肺炎被纳入乙类传染病，实行甲类管理，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并不算慢，事后看却贻误了最佳防控时机。这个贻误的主要原因与对不明肺炎性质认识不足有关。有人说新冠病毒“很狡猾”，尤其是潜伏期长，造成了专家误判。 （三）谁来决策 显然，无论是调查疫情、宣布疫情还是认定不明肺炎的性质，权力都在中央卫生部门，而不在武汉市甚至不在湖北省。中央卫生部门决策依据来自专家组的调查结论。因此，在发现疫情的第一时间，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即到武汉调查。可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武汉疫情就进入到国家卫健委和疾控中心直接监测之下了。只是专家组在调查的基础上得到初步结论是疫情“可防可控”，“未见明显人传人”。 与发现不明肺炎到中央专家组到武汉调查再到检出新冠病毒的同时，国家卫建委和国家疾控中心也在对不明肺炎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疫情监测。只是直到以钟南山为组长的中央专家组到武汉调查，确定存在“人传人”，国务院才依据专家组结论将新冠肺炎定性为乙类传染病进行甲类管理，从而为地方政府启动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响应提供了法理依据。 显然，不可能任何不明疾病都需要启动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应对，只有在对不明疾病性质进行明确判定的情况下，才可能采取正确应对措施。专家组和国家疾控中心对新冠肺炎的认识也要有一个过程。国家卫健委在2019年12月31日派出第一批专家组，接着在2020年1月8日派出第二批专家组，一直到1月15日结束任务，旋即在1月18日派出以钟南山为组长的专家组到武汉调查，终于对新冠病毒进行了定性。 （四）小结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从发现疫情到上报疫情再到国家派出专家组对疫情进行调查研判，到分离出新冠病毒，再到派出第二批专家组继续调查，再派出高级别专家组对新冠肺炎定性，国务院启动全国范围应急防控工作，湖北、武汉及全国的迅速响应，终于将新冠肺炎控制在了适当范围。应当说，高级别专家组定性上报中央，中央立即决策，湖北省快速响应，武汉市立即“封城”，这些决策都是十分迅速的，也体现了我国体制的巨大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