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以来，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文化史热”、90年代的“大众文化热”、21世纪的“文化产业热”和“公共文化服务热”，文化体制改革研究经久不衰、历久弥新，一直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学界从管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的交叉角度切入国家文化制度变迁的研究，既是学界回应火热的国家文化体制改革实践对学术创新的要求，又体现了学术研究从单线演进到交叉并行的自然演进趋势。学术界对于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既有量的积累也有质的提升，为改革实践作出了积极贡献。但同时也应当看到，文化体制改革作为一个基于实践问题的应用性研究命题或范域，它牵制于现实改革的实践进展，同时由于我国从管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学科角度切入的时间较晚、底子较薄，因此到目前为止的文化体制改革研究并未建立起一个独立且成熟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在新时代，中国文化体制改革正向纵深推进，迫切要求学术界在文化体制改革理论上有所创见。全面回溯、总结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进展及其当下的研究向度，对切实推进新时代的文化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文化体制改革的认识论演化 文化体制改革在整个中国改革战略中的地位呈现一个历时性的不断拔升的变化过程。当前的主流观点认为，文化体制改革是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相并立的国家整体改革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认识论的形成是四十年来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实践变迁和思想观念认知变化不断累积的结果。 20世纪80年代，文化领域内含于与物质文明建设相对应的精神文明建设体系之中，缺乏相对独立的“话语权”和自我品格①，因此，文化体制改革并未进入国家改革的战略层面。在文化体制改革战略地位未能得到国家战略认可的情况下，相关的改革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就主要囿于文化行业体系范畴内②，时任文化部官员的杜长胜、刘玉珠等人代表了当时文化系统内对改革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的行动取向③。进入1990年代，在党的十四大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目标后，市场化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波及文化领域，引发了“文化话语权”认知观念的革命性变化。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以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使“文化”逐步脱离精神文明范畴转入独立话语体系的建构进程。世纪之交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分途发展理念的确立，进一步彰显了文化改革发展的话语权。从近年来党和国家政策文件中对文化话语指称的变化来看，文化建设己经从“精神文明建设”的语系中独立出来并成为独立的话语体系，党和国家对我国文化建设的战略价值定位已发生革命性变化。但诚如多数学者的判断，1990年代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为文化体制改革注入了强大动力，改革力度和改革范围得以加深和扩大，但党和政府对文化体制改革重大意义和战略地位的提升仍主要停留于观念认识和指导思想层面，实际改革举措却并不到位④。 21世纪以来文化体制改革的全面践行扫清了观念层面和政策层面的“合法性”阻滞，学术界对文化体制改革战略地位的认识也进一步提升。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纲领性文件”的面世，喻示着文化体制改革已经从一开始的行业系统自发探索转变为国家层面的主动性、自觉性战略行动。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次改革被誉为“继经济、政治、教育、科技等领域体制改革之后我国进行的又一重大改革，改革由点到面、由浅入深，大力度推进、全方位展开、纵深化拓展，给文化建设不断提供强大动力，使我国文化领域整体面貌和发展格局焕然一新，并初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⑤。改革也从以往的“局部的、部门的、文化行业的”转变为“一项关系全局的重大改革”⑥。随着2012年阶段性改革任务的完成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颁布，理论研究者们普遍认为，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已逐步深化并定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根本性动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必由之路”⑦。也有学者认为，相较于经济、社会、政治与生态，文化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因而文化体制改革在“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中具有前置性的基础地位，其改革的成败不仅事关文化体制自身的改革，还会对整个国家的全面深化改革造成重大影响，甚至可能危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⑧。 需要指出的是，对文化体制改革战略地位的研究伴随着文化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认知的两次重要新变，这两次新变形成了改革以及深化改革的价值认同基础。第一次认知转变发生于对文化的精神属性和经济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辩。在传统理论认知中，“文化是政治、经济的反映，同时又反作用于政治和经济”，这一经典表述主要是以“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为前提的，没有讨论有关文化的事业和产业问题，也没有讨论关于文化的体制和机制问题，但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所涉及的对象和范围远远超越了“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这一理论限定⑨。而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之初，许多学者的研究将文化从“形而上”的单一的“道”的言说层面矫正为“形而上”与“形而下”相结合的“道”“器”共存的知识谱系之中，这无疑是对“文化”认知的一次重要突进。第二次认知的变化则是，当代文化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传统意识形态属性和经济功利主义的工具论层次，把文化提高到了执政合法性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高度⑩，发生了“由文化反映论到文化交融论、由文化从属论到文化立国论的转变”(11)，上升为习近平总书记所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12)的大国复兴层面。可以说，从“意识形态属性的一元思维”到“公共文化事业和经营文化产业的二元思维”，再到“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协同发展”的多元思维，文化发展观念的每一次转变，坚实地推动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每一步突破(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