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降，台湾学界对日据时期的认同研究，已出现由“中国民族主义”向“台湾民族主义”位移：虽然仍强调台湾人民的抵抗立场，但叙述重心、理论资源、目标诉求已经从祖国意识转为台湾意识[1]。研究认为，日据时期台湾人民的祖国意识“缺乏具体性与现实性”，系“抽象的心理建构”；一旦认识到“现实的祖国”“理想的祖国”之落差，往往反向催生出台湾意识与台湾认同[2]。与此相对，大陆学界一贯强调台湾人民的祖国认同立场，对此一时期台湾意识的研究不够充分，亦未能就祖国意识、台湾意识的协调统一建立良好的阐释模式。重新检讨这一问题，是本文的基本关切。 1937年后，因应战争需要，殖民当局在台湾开展“皇民化运动”，以彻底动员殖民地资源。事实上，1930年之后，殖民统治政策就渐趋严苛[3]，台湾社会已然向战时状态转化，政经环境、舆论氛围、言论尺度与此前大为不同。因此，本文仅考察1930年之前的日据前期，日据后期将另文讨论。本文将就以下几个问题展开：祖国意识是否具实有性；台湾意识的生成及其内涵；祖国意识与台湾意识的关系。 一 祖国意识的养成 “祖国意识”，一般指涉对祖国的归属、认同，具有明确的情感意义与价值判断。日据时期台湾的殖民地处境，决定了台湾人民的祖国意识必然受到严厉管制，因而，对于祖国意识是否具实有性及其来源问题，有必要予以系统清理。 (一)代际传承 周婉窈将日据时期的“世代”分为老一代、乙未新生代和战争世代[4]。老一代或“一世文人”，深受传统文化教育，多有科考经验，祖国认识一般较为直接和深入。相较之下，乙未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或“二世文人”，通常不具直接的祖国经验。所谓祖国意识“缺乏具体性与现实性”，即就这部分人士而言。 吴浊流认为，许多台湾人“没机会接触祖国文化，似乎不会有祖国的观念”，这一说法与前说类似；但接下来又说“眼不能见的祖国爱，固然只是观念，但是却非常微妙，经常像引力一样吸引着我的心”，“以一种近似本能的感情，爱恋着祖国，思慕着祖国”。吴浊流的成长经验显示，其祖国观念有着坚实的认知基础，世代间的传承诫命，是其祖国意识的重要源流。吴浊流回忆录第一章标题即为“听祖父述说抗日故事”，抗日志士与“义民爷”的传说形成诗人的早期记忆。书房先生常与祖父谈论“否极泰来，总有一日，复中兴”，听者有心，“不知何时，我已把这话记在心里了”。祖父等人的祖国意识，不仅时常无意识地流露出来，亦有意识地灌输于下一世代。吴浊流被问及原乡籍贯，如能“即刻流利地回答出”“广东省镇平县兴福乡卢阿山口排子上”，书房先生便“非常地欢喜”，“大大地称赞一番”[5]。这个背诵原乡籍贯的游戏显然一再重复，原乡被塑造为具有丰富象征意义的符号，不仅是地理意义上两岸联结的纽带，也成为精神意义上祖国意识的根源。 吴浊流的经历，是许多“二世文人”共同的经验。黄朝琴先祖临终时，曾告诫其“长成勿忘祖国，余当瞑目”[6]。戴国煇的父亲通过拜祖、祭天，强调“我们系黄帝的子孙”来教育子女[7]。台共党员周青的父亲亦要其谨记：“我们的祖籍在唐山，在对海的福建省泉州府安溪镇积德乡新康里。”[8]上述现象表明：上一世代的言传身教，往往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下一世代的祖国认识，家庭教育在祖国意识的养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传统风俗习惯，也成为祖国意识传承的重要载体。战后来台的文人感慨：“刚从内地过来的人，看到经过异族五十年统治的台湾同胞，仍能不屈不挠，保持祖国的方言和一切风俗，特别在农村方面，从住宅以至种种生活工具，几乎和闽粤一带富裕的农村所见到的无甚差别，更不能不钦佩本省同胞，过去五十年内对祖国文物执著之深和对异族奋斗之勇。”[9]认为台湾人民坚守传统习俗，是祖国意识的具体表现。周青回忆日据时期的葬礼仪式：死者儿女身穿寿衣，头戴斗笠，脚踩簸箕，口中念道“我头不戴你天，脚不踩你地，三魂归唐山，七魄回祖籍”，以表达对殖民者的抗拒与对祖国的依恋[10]。研究证实，日据后期，汉人中下阶层坚持汉民族认同，确与其坚持传统生活方式密不可分[11]。 (二)传统汉诗文教育 祖国意识养成的另一管道是传统汉诗文教育。主要门径有二，一为书房，一为诗社[12]。日据早期，书房承担重要的汉诗文教养功能。许多儿童在书房“发蒙”后入读公学校[13]，或公学校课余于书房接受进阶的汉文教育[14]。部分儿童则兼具两种经验，如赖和先入书房，继入公学校，旋再入“小逸堂”书斋[15]。殖民政权对书房极为忌惮，采取渐进式取缔政策：日据前期，书房保有数量持续萎缩[16]，日据后期则被完全禁止。 随着书房的日渐衰落，诗社取代书房成为传播汉文化的主体。日据之初，诗社数量仅为5个，1924年经常活动的诗社达66个，1930年活跃诗社达130个[17]。汉诗文甚至成为一种交际手段，出现“社会文学化”、“社会阶层文士化”[18]的现象，创作盛况空前。这与殖民者利用汉诗文“同文性”打造“汉文同文主义”，发挥文化统合功能不无关系[19]。就中，不能排除某些诗人抱有投机目的，以汉诗文为进身之阶。但整体上，日据前期的诗社荣景，主要由以下两种因素推动：其一，遗民竞相“假诗酒以自晦”[20]，以排遣异族统治下的抑郁之情；其二，有志之士“以弃人治弃学”[21]，具有保存汉学的自觉诉求。林朝崧创设栎社、倡击钵吟，“吾故知雕虫小技，去诗尚远，特借是为读书识字之楔子耳”[22]。陈锡如发起澎瀛诗社，也出于相同的悲愿：“既不能以时文制艺弋取功名，亦何妨以诗词歌赋实征学问。此有志之士，闻风而起，冀维持汉学于不坠也。”[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