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19)05-0037-08 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生成可以说是伴随着现代社会革命运动而使然。这里难点在于如何辨清作为作家精神主体的革命意识，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融合于社会现实的，从而建构了什么样的革命文学话语结构的？ “五四”前后，强烈变革和反抗意识的高涨，知识者情绪和思想的交织，劳农者社会革命的实践，阶级与政党的应运而生，呈现了多元而立体的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形态。他们直接影响了20世纪前30年里文学运动的发生、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生成。历史和文学的交叉互动，既表现了两者之间复杂的结构和动因，又提供了我们不断重新认识和反思的多种可能。“五四”时代，开始提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血与泪的文学”概念，是差异的联系还是递进的关联？1921年，创造社“异军突起”仅仅是不满文学研究会“文学是严肃的工作”的主张吗？后期创造社是如何完成自我“突变”而倡导革命文学的？1930年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文学团体形式的联合，还是作家们在革命组织旗帜下的统一呢？等等问题，在文学史层面的叙述，总是纠缠于文学和历史各自的独立性，或者受到某些既定观念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回答的向度多元而并非都能令人十分信服。比如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自由、独立、自我与人生、平民、贵族的核心话语概念，围绕其语义、内涵与外延，究竟有何种内在关联？以及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文学史描述，这一历史线索已有研究成果基本重在追求明确的历史定位，或唯一性的价值判断。再比如，现代中国文学中革命文学的考察，受革命自身强烈变革和对抗、作家政治身份、群体社会化特性的影响，始终在二元对立或纵横平面线条上形成我们认识的基本出发点。我们在描摹作家主体世界的千姿百态，揭示文学史丰富原生形态等方面，显得有些探究乏力。文学史的任务如用心用力地把脉不同作家的精神情感和思想诉求，找寻不同时期、时间节点里的文学话语的提出和其变化的过程，发现文学内部运动的结构样貌，或许能够给予历史复杂性更为合理的说明。我们试图还原同为创造社元老的成仿吾、郭沫若的主体世界，并对其文学思想演变和创作的重新解析，以求文学史的精神灵魂的透视，既为立体多元的整体考察两位作家，又在从另一角度清理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生成的内在结构元素。 现代文学史中郭沫若、成仿吾作为“五四”重要文学社团创造社的发起人，因文学史家对创造社浪漫主义的定位，自然地将他们作了简单的身份认同。他们共同“创造”了前期创造社的“艺术独立”[1]的“洪荒的大我”[2]，发出了后期创造社的宣言：“一切固有势力的破坏，一切丑恶的创造的破坏，恰是美善的创造的第一步工程！”[3]即便如此，郭沫若、成仿吾两人主体世界的思想性格、文学观念还是存在较多的异同。同样一起经历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但整体上看彼此是有别的，甚至也走了不同于陈独秀、李大钊、张闻天、恽代英等革命作家的另一条文学与革命融合的路线。他们创设了一套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建设的精神主体话语系统。他们视文学为生命，从自我出发，由现实危机和生存困境，产生了激越的情绪，萌发了革命意识的诉求，乃至放弃文学，直接投身革命运动之中，或集文学与革命有机融合于一身。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生成不无多有一种外部社会历史变革的必然。然而，在他们身上，既是“爱自由、爱人类的青年艺术家和革命家”[4]78，又是“在社会的桎梏之下呻吟着的‘时代儿’”。[5]9他们始终面临着文学与革命、理想与现实、理性与情感多重两面性的两难选择，他们精神主体的这些困境和抉择，多少可展示出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生成的某些内部结构，或许正能够触摸到有温度的五四新文学自身演进线路。 我们先来看，同样具有浪漫主义情绪和气质的现代作家成仿吾(1897-1984)，率先提出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文学史概念的第一人。他与郭沫若最初一致尊崇文学是表现和唯美，一样都充满着激情与反叛，那么他们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现代作家成仿吾为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生成究竟提供了什么样的独特的经验和教训呢？ 成仿吾在创造社中是最早有着“革命”实践活动的作家。但是具体还原成仿吾最初“革命”活动内容和形态，它又是十分矛盾、混杂而模糊的。1924年6月，他就去了广州，在广东大学任理学院力学教授兼教德语，不久以后经孙炳文介绍加入国民党，并且由同乡黄埔军校教育长方鼎英介绍，入军校伍生部任政治教官。但是这个时间很短暂，同年11月份，因在广东政府工作的长兄成劭吾逝世，他扶棺回乡离开了广州，后在故乡湖南长沙高等工业学校任职，在长沙兵工厂任技正。此时成仿吾虽有加入党派组织的革命行动，可是1927年7月之前，他在广州主要是在广东大学和黄埔军校两处任职，并未有明确地投奔革命的意图和实际的革命行为。这是其一。 其二，成仿吾自述：“十三岁时飘然远去，又在异样的空气与特别的孤独中长大……我要做人的生活，社会便强我苟且自欺；我要依我良心的指挥，社会便呼我为疯狗。……我终于认识了反抗而得到新的生命了！不错，我们要反抗这种社会，我们要以反抗社会为每天的课程，我们要反抗而战胜。”[6]成仿吾经历了日本留学期间受人冷眼的歧视和孤独，而回国后三年之间，他“全身神经差不多要被悲愤烧毁了”。他明白“人类是在反抗着而生活”。[6]也就是说，正是特殊的人生经历和艰辛生活的磨难，让成仿吾滋生了抗争、“反抗”之自觉的革命意识。 其三，在文学变革的时代，对五四新文学的建设，成仿吾站在创造社的立场上毫不避讳地直言，文学研究会“拼死拼活地与我们打架”，“我们的行为，始终是防御的——正当的防御”。并且自述“关于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交涉史”。[7]两个社团之间，在有关文学观念和其行为方式上的分歧，成仿吾态度鲜明地“投出了《诗之防御战》的那个爆击弹”，引来大量批评，被指责为文坛的“黑旋风”“极左的凶恶的面像”。[8]153从五四文学革命一路走来，参与其中的成仿吾针对新旧文学的对立、文学阵营划分的敌我，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革命的姿态和抗争的行为方式。 上述简单地清理成仿吾“革命”的状态和缘由，并不是说因为具备了党派参与、反抗意识及其战斗姿态等活动和意识，他就是“革命文学家”了。我们需要从这极其复杂的状态中，找寻创造社里的成仿吾与郭沫若文学思想的异同、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究竟走了怎样的路径？以及1927年以后，他们大张旗鼓地倡导革命文学的必然与偶然之内在纹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