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shb.2019.05.17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9)05-0131-08 在我国近现代文学及翻译研究领域，学界对林纾及其翻译小说的研讨可谓十分详备。从民国初年延及当下，研究林纾的专书或以其为章节的著述不下百部。 笔者以“林纾”作关键词检索近现代报刊全文数据库，与之相关的文献就有4000余条；检索中国知网，仅硕博论文就有200多篇，单篇论文则超过了2800篇，如果算上部分失收和未刊录文献，这个数据还会被不断刷新。当然，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说，有很多是重复阐述的。一般而言，“重复阐释本身具有两个重要的意义，第一，显示出问题的重要性；第二，显示出价值的恒定性。”[1]学者们对林纾及其翻译小说阐释的重复正体现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充分说明其一直是百余年来学术关注的热点，也从另一层面证明它确实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故在学界常说常新，不断有学者进行关注和挖掘。而从百余年的研究路数来看，主要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究林纾的翻译著述，二是研究林纾的文学创作成就；三是研究林纾思想的前后变化；四是研究林纾对现代新文学生成的引导和影响。其中，第一类成果大概占八成左右，后三类占比不高，仅有二成左右。从文学史角度看，现代文人或多或少都受过林译小说的影响，但他们对林译小说却持有不同态度。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批评和否定，二是赞扬和肯定，三是矛盾和中性。本文以现代文人对林译小说的接受和评价为出发点，全面审视现代文人对林译小说的接受心态，并极力阐述这些复杂心态背后的文化和时代成因。 作为跨代文人，林纾身上具有明显的新旧时代冲突的二元对立性。他一生以古文立世，不但创作因袭古文，还操用文言译述了一百多部外国小说，乃至当时“士大夫言文章者，必以纾为师法”[2]，对清末文言和五四新文化运动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现代文学领域的先驱者们，像周氏兄弟、胡适、郭沫若、郑振铎、钱锺书、苏雪林等人，都受到过林译小说的影响和启蒙，这和他在文学史上被定性为旧派文人的身份似乎相悖。其实，林纾早年思想并不保守，曾拥护维新，附和康梁，倡办过《杭州白话报》，甚至撰有白话诗《闽中新乐府》印行；但清帝逊位之后，尤其在五四运动前后将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以卫道者身份拥护帝制，遂成为清末民初保守派的极端代表，更被定性为新学翻译家和旧派文人写入中国文学史。而现代文人对林纾及其翻译小说的态度也因此表现出不同的面向，这些不同的接受面向实际上是现代文人在文学转型和文化巨变时期的社会心态和接受心态的真实写照。 一、批判及否定 林译小说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它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启蒙和引领作用。但由于林纾不谙外文，翻译必须依靠口述者进行，故在拥有大批读者的同时，亦有着尖锐的反对和批评。在整个民国时段，批判林译小说的主要有两类文人学者： 第一类是反对文言的白话文运动诸人。这类人不管是林纾的翻译还是创作，只要是用古文书写的，皆悉数批判，诸如钱玄同、刘半农、陈独秀、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健将，均曾对林纾发难。但就他们的批判目的而言，旨在确立白话文的书写正宗，以更新文学类属和文化范式。耐人寻味的是，这些人早年都对林译小说产生兴趣，大量阅读并受其影响，但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基本上给予否定。实质上，他们批判林纾的出发点不见得是出于真实的内心想法，很大程度上是借批判林纾进而指向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前面提及，早期的林纾并不反对白话文的使用和书写，后来为什么转向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呢？因为他看来，新文化运动者们在西学东渐大潮中全盘否定传统、完全抛弃中国之伦理纲常是不合理的，是应该受到严厉批判的。而他放下身段和尊严，和胡适、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后辈进行论战，实非他主动而为，而是被贴上“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标签后的被动还击，更源于钱玄同和刘半农“双簧信”的指名激怒，实是被请入瓮。论争中，他撰写《论古文之不宜废》《致蔡鹤卿书》等文以正视听，以力证古文之不可废，传统之不可抛，激进西化之不可行，尤其针对钱刘二人的“双簧”，创作了《妖梦》和《荆生》两小说进行影射回击。以近乎谩骂的方式讥讽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者，甚至连德高望重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也明显受到波及。但林纾慌不择路的批判和对号入座之举，由于孤军奋战和时代错位，反而使自己四面受敌，文名扫地。他没有意识到，中国传统的语言言说、书写方式只有迎合世界现代化的进程，才能有新的生机，古文正逐渐被时代所抛弃；他也未作明判，新文化运动诸人批判他，目的是为白话文运动的合法性寻找一个标靶，而非对他私人持有多大仇怨。论战中，钱玄同、刘半农的话语刻薄乃至不近人情，一贯隐忍的林纾亦以猛烈的言辞对钱、刘给予反驳；但胡适和蔡元培二人不为所动，温和论争，反而无形中使林纾处于论争的劣势之中。当然，钱玄同、刘半农、陈独秀等人在反对林纾及其古文的同时，也就否定了其以古文为媒介翻译的外国小说。论战中，钱、刘二人将林纾说得一无是处，几乎将之全盘否定。如钱玄同批驳林纾“用《聊斋志异》文笔和别人对译的外国小说，多失原意，并且自己搀进一种迂缪批评，这种译本，还是不读的好”[3]；说林纾翻译的外国小说，“所叙者皆西人之事也。而用笔措辞，全是国文风度，使阅者几忘其为西事”[4]，实难归入翻译之类属。而刘半农则批评林纾翻译中“遇到文笔蹇涩，不能达出原文精奥之处，也信笔删改”[5]。这样一来，林译小说在他们眼里根本没有任何文学性。他们批判林纾的翻译问题多多：“一是原稿选择得不精，往往把外国极没有价值的著作，也译了出来；二是谬误太多，删的删，改的改，‘精神全失面目皆非’”[6]。钱、刘二人的批评，确实抓住了林译小说的通病和硬伤，但在当时对其进行全部否定，也过于绝对和主观，我们认为，作为第一个翻译外国长篇小说的人，林纾没有前人的蓝本以资借鉴，也无成功经验可供吸收，能取得这些成就，已属难能可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