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5.010 解放区前期文学的价值观，是一种以民族救亡为中心的功利性价值观。其功利性是以民族利益为中心、通过民族的倾向性表现出来的，其要旨是鼓吹文学要合于民族利益，要为抗战服务。从“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一“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①出发，前期文学把工农大众的立场统一在民族的立场下面，显现出了“工农大众的阶级立场与民族立场的一致”②。其中虽然也有阶级功利性的因素，但它并不是一种自足的存在，而是服从于民族功利性的。从1942年5月开始，解放区文学进入后期阶段。与前期文学一样，其价值观仍然是以追求功利性为目的的，但是，其功利性却主要是以阶级利益为中心，通过阶级—政治倾向性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说，与前期文学相比，后期文学在功利的内涵上发生了由重在“为民族”到重在“为阶级”的重大转变。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之后，国内阶级矛盾转为主要矛盾，民族矛盾转为次要矛盾。与主要矛盾的转移相适应，从那时起，解放区文学在服务现实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强烈的、占据了主导地位的阶级功利性。如解放战争爆发后，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以鲜明的阶级立场要求边区文艺创作“应该为爱国主义的自卫战争服务”，“应该反映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土地改革运动”；而乡村文艺运动的开展，也必须“密切配合爱国自卫战争，土地改革和大生产运动”③。这些决定，显然都寓托着鲜明的“阶级的功利主义”目的。由于抗战胜利后主要矛盾的转移，同期的解放区文学表现出重在“为阶级”之功利性，是自然的，也是无需作过多论证的。因此，本文对解放区后期文学“为阶级”这一主要价值取向的探讨，将主要集中在从解放区后期文学开始到抗战胜利之前的三年多时间里。那时，中日民族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在这种背景下，此期文学的功利性价值观在内涵上的这一重大转变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它又是缘何发生的？要探究这些问题，就让我们从大型秦腔现代戏《血泪仇》的创演及反响说起。 1943年秋，马健翎在延安创作了《血泪仇》，全剧共30场④。剧本设定的时间是抗战当下的1943年，地点是“从河南经关中到陕甘宁边区”，主要情节是河南农民王仁厚一家始于国统区河南终于陕甘宁边区的经历。在河南老家，王仁厚一家六口在国民党军队和基层政权的压迫和盘剥下艰难度日，在失地和儿子被抓壮丁后只得外出逃荒。途中，儿媳被国民党军官砍杀，妻子也因气愤而一头碰死。他携女儿桂花和小孙子狗娃逃到解放区后，在民主政府的帮助下重建家园，过上了幸福生活。儿子王东才被抓壮丁后，曾被派到解放区搞破坏活动。在父子相会、明白真相后，他回去完成报仇任务，并最终投向了解放区。马健翎以对比的手段，通过王仁厚一家在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两种不同境遇的书写，深刻揭露了国统区的黑暗，热切歌颂了解放区的光明，并形象地说明了两个区域两重天的道理。这正如主人公在第11场“互助”中所唱的：“怪不得人人都说边区好，/到边区另是一重天。” 对于《血泪仇》的主题，周扬曾经作出过相当精准的概括。这就是：与歌剧《白毛女》一样，它“在抗日民族战争时期尖锐地提出了阶级斗争的主题”⑤。它的创演比《白毛女》早了一年半左右，因而它提出这一“阶级斗争”的主题自然也早于《白毛女》。剧本中所写的“阶级斗争”，不再像解放区前期文学中所写的那样是服从于“民族斗争”的，而是涨破了“民族斗争”的外壳，具有了自足的意义。尽管其中也写到了“打日本鬼子”，但这里的“民族斗争”实际上却成了表现“阶级斗争”的背景。剧中这一具有自足性的“阶级斗争”主题，主要表现在将国统区和解放区作对比的整体构思上。在这整体构思中，更能见出其锐利的阶级斗争锋芒的，是它对“国统区”“国民党”和“蒋委员长”的揭露和抨击。本来，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拥护蒋委员长”“坚持国共合作”是中共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而采取的政策。1938年11月5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致电蒋介石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意和拥护蒋介石宣布的坚持抗战的方针，表示“中共中央一本过去主张，愿以至诚拥护我民族领袖，拥护三民主义”；并“以关怀民族命运之热忱，敬祝先生健康，并向国民党中央各同志致民族解放之敬礼”⑥。直到1944年6月，毛泽东在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时还再次申述：“拥护蒋委员长，坚持国共合作与全国人民的合作，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此种政策始终不变，抗战前期是如此，抗战中期是如此，今天还是如此，因为这是全中国人民所希望的。”⑦如果《血泪仇》所要表现的是“民族斗争”主题，则势必应该循此政策对相关地域、组织和人物作出相应的认识和评价。但是，剧本所取立场与这一政策却并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 客观来说，在抗战时期，由于历史与现实多种因素的作用，国统区不可避免地还存在很多负面现象，国统区进步文学当时也对之进行了针砭。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为了实现民族自强，解放区文学对于国统区这些负面现象进行描写、揭露不但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须的。而《血泪仇》的立意却不在这种“民族利益”而在“阶级利益”上。从阶级论的思路出发，作者首先以表现王仁厚一家的痛苦生活为基础，把他家所有的不幸乃至“多少百姓受可怜”的惨况都归因于“国民党”，认为它们是“国民党到处把人害”的结果(见第22场“全家哭”中王仁厚唱词)。在这种立意的作用下，作者对于国民党军队和基层政权中的人物从一开始就作出了简单化、脸谱化的处理。在第1场“议丁”中，作者设计了一个场面，让国民党军队的代表——师部政训员“孙副官”和国民党基层政权代表——联保主任“郭主任”在对白中分别说出了这样的台词：“消灭不了共产党，做什么都不方便”和“老百姓里边要是谁敢反抗，就按共产党办”。作者以这种极端漫画化的手法，揭露了其反共反人民的本质。接着，作者又把“国民党反动派狗军队和政府”的一切罪孽归结到其最高领袖“老蒋”身上，借剧中人物之口直斥他是“无道的昏君”。在第9场“龙王庙”中，横祸连连、走投无路的王仁厚以激愤苍凉的唱腔作出了这样的血泪控诉：“庙堂上空坐龙王像，/背地里咬牙骂老蒋。/你是中国委员长，/为什么你的文武官员联保军队是豺狼？/河南陕西都一样，/到处百姓苦遭殃。/看起来你就不是好皇上，/无道的昏君把民伤！”这段唱词，极其强烈地传达了主人公对“委员长”的切齿痛恨之情。剧本就是这样，以表现“群众痛苦生活”为基础，以鲜明的阶级情感和强烈的阶级—政治倾向性，对国民党从基层小吏到最高领袖作出了全面的质疑、否定，揭露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