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反对家庭专制的具体表现，就是对“父权”思想的猛烈批判；那么我们在回顾这一历史现象时，首先就应该去了解一下什么是“父权”。《现代汉语大词典》把“父权”一词，解释为是“父亲在家庭中的支配权力”①。这一观点，无疑是源自于恩格斯的一段论述，即“罗马的父权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的奴隶，并且对他们握有生杀之权。”②从社会伦理学的角度来讲，“父权实指家长权，只有男人才能获得此权，祖母、母亲实不包括在内。”③因为“父权是夫权发展与强化的产物。当个人财富开始积累而且希望把财富传给子女的想法导致把世系由女系过渡到男系时，便第一次奠定了父权的坚固基础。为确保妻子的贞操，从而保证子女出生自一定的父亲，妻子便落在丈夫的绝对权力之下了；即使打死了她，那也不过是行使他的权力罢了。”④另外，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手持斧杖形的那个“父”字，其本身就是权威的一种象征。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父权”的产生与“父亲”的家庭地位密切相关。因为在父系社会当中，“父亲”既要保护家庭成员不受侵害，同时又要保障家庭成员的正常生活，正是由于他有这种“义务”和“责任”，所以他才能够获得家庭内部的支配权力。反观“五四”启蒙话语中的“父权”概念，却只字不提父亲的“义务”与“责任”，仅仅是以一个“权”字去阐释“父”的本质，进而把父亲都描绘成了“恶魔”或“暴君”。毋庸置疑，启蒙的本意就是想通过“父权”批判，去颠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皇权”思想，其实用功利主义倾向非常的明显。比如，人们泣泪洒血般地控诉道：“家长正像那专制时代的皇帝一样。不论是非，皆要服从他的命令”⑤；“家长的权力，大半和专制魔王一般；什么经济呀，交际呀，子女的教育呀，婚姻呀；都要由他主裁”。⑥在他们看来，既然“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那么觉醒了的新青年，就应该奋起反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⑦众所周知，作为思想启蒙的工具利器，新文学不可能只是抽象地去谈“父权”问题；然而，一旦它把“父家长”与“父权”联系起来，就势必会造成一种难以避免的“仇父”情绪。这是新文学创作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 上篇：新文学“仇父”情绪的肆意发泄 “仇父”作为一种新文学创作的普遍现象，显然是与新文学作家自身的经历有关。因为绝大多数的新文学作家，都是出身于封建的大家庭，正如巴金本人所说的那样，他们在“家”这个专制王国里，切身体会到了“仇恨的倾轧和斗争掀开和平的表面而爆发了。势力代替了公道。许多可爱的青年的生命在虚伪的礼教的囚牢里挣扎，受苦，憔悴，呻吟以至于灭亡。”⑧从巴金的这段话里我们不难看出，“父权”体制是造成青春悲剧的罪魁祸首；因此新文学的“仇父”情绪，也便具有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我们不妨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一个是曹禺，他说自己在童年时代，心里就已经埋下了仇恨父亲的种子，至于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仇父”的情绪，他本人所给出的解释则是：“这个家庭的气氛是十分沉闷的，很别扭。我父亲毕竟是个军人出身的官僚，他的脾气很坏，有一段时间我很怕他。他对我哥哥很凶很凶，动不动就发火……他们父子两个人仇恨很深很深，父亲总是挑剔他。哥哥恨透了父亲，家中的空气是非常不调和的。……整个家沉静得象座坟墓，十分可怕。”⑨我非常佩服曹禺的聪明睿智，表面上是在讲述父亲与哥哥之间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实际上却是在借题发挥宣泄自己的“仇父”情绪，并且还把这种情绪直接表现在了话剧《雷雨》当中——比如，他让周萍去“恨”自己的父亲，甚至于“愿他死，就是犯了灭伦的罪也干”！另一个则是诗人艾青，他从小就非常地叛逆，经常受到父亲的打骂，“父亲一边打一边骂他从下贱人家来，天生是个下贱坯子。这个家庭的暴君以这样的打骂来表示对这个儿子的厌恶，后来愈经常化了。”而艾青本人不但不屈服，反而在一次挨打过后，“拿张纸写上‘父贼打我’四个字，塞在父亲的抽屉里，以发泄自己的愤慨”。⑩竟然敢把自己的父亲称作是“贼”，可见艾青的“仇父”情绪有多么的强烈。后来，艾青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宁愿把自己视为是“农人的后裔”(11)，并热情礼赞《大堰河——我的保姆》，也不愿去提及曾经养育过他的父亲。 “五四”反封建家长专制的思想启蒙，不仅强化了“仇父”情绪的时代意义，同时也使新文学创作的“父权”批判，因其贴近现实生活而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是以青年人的成长环境，去揭示他们“仇父”情绪的产生背景。与社会新闻报道中那种家庭悲剧的事实叙事有所不同，新文学创作不仅是在艺术化地演绎生活事件，而且更是致力去发掘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因为他们从“亲历”和“见闻”当中发现，统治中国几千年之久的“父权”文化，早已使青年变成了家庭的“奴隶”，“长辈们已使他们习惯于敬奉而不表达自己的观点”，故“听话”与“顺从”的人格特征，便形成了积重难返的国民劣根性。(12)在新文学作家的主观意识里，产生这种国民劣根性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封建社会的法律机制，而是源自于他们自身成长的家庭环境。谢冰心的小说《斯人独憔悴》，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颖铭、颖石两兄弟，本想与同学们一道，去参加爱国演讲活动，但父亲化卿先生知道以后，不仅把两兄弟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而且还把他们关在房间里不准外出。这个故事的真正看点，并不是化卿先生的蛮横霸道，而是两兄弟行为受阻后的失落表现——“颖石生性本来是活泼的，加以这些日子，在学校内很是自由，忽然关在家内，便觉得非常的不惯，背地里唉声叹气。”而颖铭也感到万般无奈，只能是低吟着“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诗句，发泄一下对父亲不满的怨恨而已。毫无疑问，谢冰心是想通过这篇小说去告诉广大读者：颖铭、颖石两兄弟的懦弱人格，是“父权”长期压制的必然结果；若不彻底打破家庭专制的文化环境，青年人的“个性解放”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如果说谢冰心的《斯人独憔悴》，还只是通过颖铭、颖石两兄弟的温顺性格，去反映“父权”文化的强大威慑力，那么巴金的小说《家》，则是以精细入微的艺术描写，真实地再现了“父权”文化的生活场景。在高公馆的内部，长幼有序、男女有别，高老太爷至尊无上，其他人只能是俯首听命，绝不敢越雷池半步。比如第十五章中的“祭祖仪式”：“由老太爷开始向祖宗叩头。老太爷叩了头就进房去了。接着是大太太周氏，其次是克明，再其次是三太太张氏，这样下去，五太太沈氏之后又是陈姨太，这些人从容不迫地叩了头，花费了半点钟以上的时间。然后轮到觉新这一代人”；又如第十四章中的“吃年夜饭”：“上面一桌坐的全是长辈，按次序数下去……下面的一桌坐的是觉新和他的弟妹们……除了老太爷外，大家端端正正地坐着。老太爷举筷，大家跟着举筷，他的筷子放下，大家的筷子也跟着放下。”巴金之所以要这样不厌其烦地去交代高公馆内部的严格家规，无非就是为了凸显以儒家“孝”文化所维系的“父权”威严，以及这种环境对于高觉新的“顺从”和高觉慧的“叛逆”，在性格方面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我个人认为，由环境所导致的“仇父”情绪，在曹禺的话剧《雷雨》里，表现得最为生动和深刻。周萍说他“恨”自己的父亲，可是我们通观《雷雨》的全部剧情，发现周朴园对他并不刻薄，可他为什么还是要“恨”父亲呢？即便是周朴园阴差阳错地说了一句，“你知道你现在做的事情是对不起你的父亲么？”使他以为自己和蘩漪的奸情败露了，被吓得够呛罢了，但这却根本就构不成“恨”的理由。唯一能够解释通的，则应是他惧怕周朴园精神气质中所流露出来的“父权”威严，即：“冷峭的目光和偶然在嘴角逼出的冷笑，看出他平日的专横，自是和倔强。”“他的威严在儿孙面前格外显得峻厉”，没有人敢违抗他的意志，不要说是周萍和周冲，就连结婚多年的妻子蘩漪，也必须以身作则，去为儿女做出服从的榜样。正是因为周萍在这种家庭环境中，看到了自己未来的悲剧命运，所以他才会从“怕”变成了“恨”，并极力想挣脱这种精神枷锁，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与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