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9)04-0138-19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9.04.014 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及“新启蒙”思潮的问题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文学史观的提出有其价值与合理性。它以“世界文学”作为参照系统，从“审美的角度”来把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有机整体性”，打通了长期以来“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界限和疆域，改变了长期以来以政治标准衡量文学价值的研究格局，拓展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领域，提供了文学史书写的新视野。然而，这种文学史观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当它把“改造民族的灵魂”看作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主题，并用“悲凉”或“与古典悲剧感绝然相异的现代悲剧感”①概括其美感特征时，就把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排除在外了。在这方面，“新文学整体观”与“重写文学史”的理论构想和文学史实践也存在着类似问题。其问题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被取消、否定了”②。很显然，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十七年文学”“延安文艺”的美感特征绝不是“悲凉”或“现代悲剧感”，而是洋溢着革命胜利喜悦和乐观主义信念的“崇高”。“这种文艺描绘了广阔的人民的世界，表现了劳动群众的伟大斗争，反映了社会主义新世界的兴盛，反映了共产主义新人的诞生和成长。”③既然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的美感特征不能用“悲凉”或“现代悲剧感”来概括，那么只好排除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者的视域之外了。但问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和组成部分，抛开了它，20世纪中国文学不仅会失去其有机整体性，而且会黯然失色。以这种文学史观所展开的文学研究必然是偏颇的，所重写的文学史必然是主观的、残缺的、破碎的。 对于这种文学史观所存在的问题，不断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提出尖锐批评。在这种文学史观提出不久后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有学者就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关系角度发出质问：“你们为什么回避社会主义？谈论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文学，社会主义是个关键性的问题，绕不过去的。无论是当年的思潮，还是今天的实践，你们都必须认真面对。”④在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针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的理论盲点指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太忽视社会主义文学”⑤。也有学者撰文指出这种文学史观的错误倾向及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的不良影响。“他们把新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理解为非左翼文学战胜左翼文学、非马克思主义文艺清除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马克思主义文艺的影响的研究过程。”⑥近年来，仍有不少学者对这种“去政治化”的文学史研究和书写及其危害提出批评。“若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及其文学史书写过度的‘去政治化’，那文学与政治结缘的真实面目就阐述不清了，成功的历史经验和沉痛的历史教训也会忘得精光。”⑦“这种行为的危害就是，它拒绝了历史提供的各种文化经验进入现实的可能。历史被封存、消费，它所携带的经验和智慧也随之消散，人类的发展进步就失去了根据，一个国家和民族由此陷入集体失忆，进而迷失前行的方向。更关键的是，现实失去历史的逻辑支撑，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成为悬而无着、摇荡无根的浮萍。”⑧ 对于这种文学史观所存在的问题，上述批评都是切中肯綮的。但是，这种文学史观的哲学和文化基础是什么？是否存在问题？上述批评并没有深入探讨。针对这种文学史观提出批评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剖析和反思这种文学史观的哲学和文化根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和文学史书写清理出可靠的地基。 虽然“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的价值在近年来“红色经典”热的背景下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重视和讨论，但这种研究仍然把“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孤立起来，切断了它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机联系。“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有其独特的思想主题和美感特征，但是这种思想主题和美感特征并非突然出现，而是对“延安文艺”的继承和发展。其实，“延安文艺”的思想主题和美感特征也不是突然出现的，它与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有着割不断的联系，而“左翼文学”不可能与“五四文学”没有联系。这样说来，20世纪中国文学仍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有着内在的发展脉络。只不过这个发展脉络和20世纪80年代所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的理解大不相同。从“五四文学”到“左翼文学”，再到“延安文学”和“十七年文学”，其内在的发展脉络是什么，其共同的思想主题和美学风格是什么？这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者没有注意到的问题，也是这一文学史观的理论盲区。为什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会存在这个理论盲区？需要进一步探讨这种文学史观背后的哲学和社会文化思潮。只有弄清这种文学史观深层的哲学和文化思潮所存在的问题，才能清理出新文学史观确立的地基。 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史观与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新启蒙”思潮密切相关，而“新启蒙”思潮是以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说为基础的。李泽厚认为，在“五四”时期，启蒙与救亡做到了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但是随之而来的民族危亡和革命战争“挤压了启蒙运动和自由理想，而使封建主义乘机复活，这使许多根本问题并未解决”，“特别是近三十年的不应该有的忽略，终于带来了巨大的苦果”。⑨这一论述把启蒙与救亡对立起来，把思想启蒙和革命实践活动对立起来，把“近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与封建主义的乘机复活联系起来，目的是通过绕开甚至否定50-70年代的社会主义实践，呼唤新的启蒙。这一论述不仅为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方向，而且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研究视野和阐释框架。“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所确立的‘思想框架’和‘历史动力’，正是建立于李泽厚对50—70年代社会主义实践解构的基础上的。”⑩的确，“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和“重写文学史”对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的取消和否定，与李泽厚对50-70年代社会主义实践的解构具有一脉相承之处。当中国革命的合法性与必然性因其挤压了启蒙理想而遭到质疑，社会主义实践的合法性与必然性因其前进道路上的挫折遭到解构之后，社会主义文学的合法性便成了问题，被取消和否定也就顺理成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