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9.05.004 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何时？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起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1917年胡适、陈独秀发表文学改良和文学革命的主张，被称为“五四”文学革命，引起热烈的反响。这场革命的成功，使得数千年的中国古典文学，完成了现代转型。这转型的成功，诞生了中国的现代文学。现代文学的诞生，就是它的起点。 但是现在却有一个新的观点，认为中国现代文学起于甲午年(1894)的前夕，把现代文学的起点从“五四”向前推移了近30年。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且把这种观点叫作“甲午论”。 把现代文学起点向前推移大概有几个原因。一是过去编写的现代文学史都以“五四”为开端，忽视了“五四”之前已经出现了一些要求文学变革，包括提倡白话文等的主张和作品。现代文学和近代文学之间隔着一道鸿沟。一些老作家，如茅盾，早就提出应该重视“五四”前夜的这些文学现象，已经引起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们的关注。而在上世纪末，“20世纪文学”概念风行一时。时值世纪末，正好是回顾、总结这一百年文学的时候，所以成了热门的话题。美国、日本都有人写了回顾他们的百年文学的著作，也已经翻译过来了。我们那时出版了多部《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这些著作当然不再以“五四”为开端，而以1900年为起点，正好是梁启超在戊戌维新失败后提出“新民”说，提倡“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时候，可以跟“五四”文学革命连接起来。这样，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里，现代文学和近代文学的界线便模糊了，“五四”为现代文学开端的历史也模糊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受到国外一些学者的影响。美国学者王德威，在他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对晚清小说作了新的评价，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这部书的导论，题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他可能受夏志清的《感时忧国精神：中国现代文学的道义使命感》的影响，认为“五四”新文学还不及晚清小说的丰富。并说：“我主张晚清小说并不止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前奏，它其实是‘现代’之前最为活跃的一个阶段。如果不是眼高于顶的‘现代’中国作家一口斥之为‘前现代’(pre-modern)或‘近代’，它可能早已为中国文学现代化带来一个极不相同的画面。”(这里我插几句话：历史可以影响后人，后人不能影响历史。作为后人的现代作家可以评价前人，但不能“一口斥之”便决定前人的发展和成败)因此，他提出：“以往现代与古典中国文学的分界必须重划。我以为，晚清，而不是‘五四’，才能代表现代中国文学兴起的最重要阶段。”①王著认为太平天国之后出现的小说已经谱出各种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可能方式，但却被否定了。王德威的著作在中国出版后引起反响，有反对的也有赞同的。 在上述这些背景下，此后就有《20世纪中国文学史》，把现代文学的起点推到甲午前。“甲午论”的立论有三个根据。一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学术志二》在1887年定稿，书中提出“语言与文字合”，表达了“言文合一”的思想②。二是清末驻法武官陈季同，1890年在法国发表了用法文写的中篇小说《黄衫客传奇》。这是根据唐传奇蒋防的《霍小玉传》改编的，在原著基础上，加强了对封建宗法制的批判。《黄衫客传奇》被视为现代文学起点的一个标志。三是1892年韩邦庆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开始在上海《申报》附刊《海上奇书》上连载。这是一部狭邪小说(描写妓女或伶人)，不同的是它写了晚清时期上海的妓女。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五口通商的大商埠。随着经济的发达娼妓业也兴盛起来。文学上描写妓院生活的小说中，《海上花列传》是写得最好的。之前就有人认为它是第一部现代小说，因为它描写了现代都市的生活。因为人物对话用的是吴语，别的地方的人看不懂，喜欢它的张爱玲于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曾把它译为普通话，分成《海上花开》《海上花落》两部，还译成了英语③。黄遵宪的“言文合一”思想、陈季同的一篇法文小说、韩邦庆的一部狭邪小说，能构成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起点吗？ 我们知道，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被列强的大炮打开，中国社会开始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样，这样的“大变局”也发生在文学领域，千年的中国古典文学开始转型为现代文学，即“从传统跨入现代”。那么，这个从传统跨入现代的转折点在哪里呢？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转折不可能一蹴而就。事物的发展变化总是循着从量变到质变(从渐变到突变)的路线，这个规律大概还没有过时吧。我们要研究的是，这个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线在哪里。“甲午论”提供的证据，显然只能说是一种量变的现象，是在旧文学体系中出现的个别新因素，显然尚未达到质变。大转折的过程，总是呈现出新与旧交杂的状态，旧中有新，新旧混杂。但并不是有了新的因素，例如有的作品中有了某种程度的现代性，就可以算是有了现代文学，更不可认为这就可以说是完成了转型(“现代性”这个概念已被广泛使用，但是对其内涵的解释至今还很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与其用一个概念来界定某种文学的性质，还不如直述自己所理解的其为现代文学的特性)。 首先，现代文学的诞生，从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的实现，必须出现标志性的事件或作品。而这种标志性的事件或作品，必须具有鲜明的特征，能够代表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甲午论”的三个论据，还都达不到这样的要求。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主张“言文合一”，是因为“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④，使用口语写作还是为了让更多的百姓能“通文”，目的在便于启蒙。他在《杂感(二)》一诗中提出“我手写吾口”⑤，可以理解为涉及到了可以用口语进行文学创作，但他自己所写的诗，仍然用文言文。而且到了晚年自编《人境庐诗草》时，还把一些比较通俗的诗剔除掉了。黄遵宪有变革文学的思想，但作为诗人，还没有迈步跨入白话新诗的门槛，正如他的自述，“不克自践其言”，没能“别创诗界”⑥，还未能成为现代作家。他的诗作还不能代表一个新诗时代的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