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殊途”与“无问西东” ——梁漱溟东西文化论再思考 何怀宏（北京大学）/《探索与争鸣》，2019.9.180～189 梁漱溟界定文化的三个层面：精神生活方面——包括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社会生活方面——包括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经济关系等；物质生活方面——包括衣食住行，从自然界求生存的诸种。他认为，文化与文明有别，“文明”是指我们在生活中的成品，如器皿和制度，而“文化”是指“人类生活的样法”，或者如我们今天所说的“生活方式”。梁漱溟将人类文化划分为三大支：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后两者都是属于东方文化。他认为西方文化的优势主要表现为两点“异采”：一个是科学的方法，一个是人的个性申展（自由）和社会性发达（民主）。简言之，也就是“赛先生（科学）”与“德先生（民主）”。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而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而西方文化就是这种“意欲向前的精神产生‘赛恩斯’与‘德谟克拉西’两大异采的文化”。那么，西方人是怎么得到这“科学”与“民主”的精神的呢？梁漱溟认为不是因为自然地理环境，也不是由于生产力，而是出于精神的方面，出于“人心”，出于“意欲”。人的奋斗会遇到外物、他心和自然律的限制或阻碍，所以其意欲有能够得到满足者——如通过知识的力量满足对物质的意欲；还有可能满足也可能不满足者——因为还有他人的意欲；最后还有绝对不能满足者——如希望长生不死等。而在梁漱溟看来，对人生的基本态度有三种：一是奋力改造外界，征服自然和改造社会；二是调和或调整自己的意欲与外界平衡；三是干脆取消自己的意欲。西方文化是采取第一种态度；中国文化是采取第二种态度；印度文化则是采取第三种态度。西方文化是努力向前的路径，中国文化是调和折中的路径，印度文化则是反身向后的路径。当然，梁漱溟也指出，西方文化在中世纪也曾走过第三条禁欲的路径，但近代又回到了第一条路径。但这三条路并不是同一条路，而是方向完全不同，中国和印度如果各自按它们原先的路继续走下去，也永远不会走到第一条路径。三大系文化是由对人生的三大根本态度演成的。 梁漱溟对西方文化的追求彻底，一意向前的精神特点认识相当明澈，但对现代西方也有基督教的推动，以及广义的基督教（还有伊斯兰教）不同于佛教的特点似没有深切的体认。他对宗教的体验主要还是佛家的体验。梁漱溟对现代西方文化的认识也不是很全面的，不是那么充分的了解历史源流的。他不很明了西方思想的谱系，就像西方写他的第一本传记的学者艾恺所说，他的西方思想资源的利用有一点像随手拈来，为我所用。他将他所读到的西人著作的，凡是能够支持他的论点熔为一炉，但他们之间的差别其实较大。但是，他的见识是惊人的，甚至有相当准确的直觉，是许多熟读西方文献的专家比不上的。 今天看来，梁漱溟论世界文化最大的一个缺憾可能还是对宗教文化的认识不够全面，他对犹太教，广义基督教意义上三教——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以及对伊斯兰教的文化都没有怎么提及。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将他和大致同时代提出了一种宗教文化的分类的韦伯做一点比较。韦伯也同样主要是依据人们的根本价值追求，从宗教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四种类型划分：西方的两种——天主教的出世禁欲主义，新教的入世禁欲主义；东方的两种——儒教的入世神秘主义，佛教的出世神秘主义。梁漱溟以东方为重心，韦伯以西方为重心，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强调根本价值观念的导向，但也都没有充分认识到伊斯兰文明的重要性，这也许是20世纪初的历史条件限制了人们的认识，当时的伊斯兰教国家如奥斯曼帝国急剧衰落，伊斯兰世界还没有后来的某种教义和精神的回归，也没有发现石油富源，其政治经济上的重要性也不如现在。而20世纪末亨廷顿提出的包括了伊斯兰文明的文明类型划分和冲突的预测则是更接近今天的现实。尽管有这些不够全面或过于简单的地方，我们还是可以说，梁漱溟对他讨论的三种文化的核心精神，或者说对人类三种基本的人生态度的把握还是相当精准。我们自然可以补充说，除了这三种基本的文化类型，也还有其他的基本的文化类型——比如伊斯兰的宗教文化。而除了在向前、向后和持中的三种人生态度之外，也应该还有一种“向上”的人生态度——即信仰一个超越性的存在的人生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