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自然状态”网站www.stateofnatureblog.com。 近年来，作为女性主义者的女性在主流话语中越来越没有争议。流行文化不再把女性主义描述为一种边缘的、激进的意识形态，而是将其作为一种令人向往的伦理立场，甚至精英阶层也在对其追捧。但是，“女性主义”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它与改善女性总体权利和自由的事业有何联系？ 凯瑟琳·罗滕贝格(Catherine Rottenberg)在其新作《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崛起》一书中解释了女性主义的流行概念是如何有助于改善竞争性个人主义的现状和主导理性的。以下是我对她的采访，我和她讨论了她在书中提出的观点和问题。 罗滕贝格是英国诺丁汉大学美国和加拿大研究院的副教授。她曾经出版《美国性述行：现代非裔和犹太裔美国人文学中的种族、阶级和性别》等著作，主编《黑人哈莱姆区和犹太人下东区：过时的叙事》一书，主要研究领域包括20世纪美国文学、女性主义理论、文化研究、女性主义媒体研究和批判种族研究。 贝莱斯：“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核心特征是什么？ 罗滕贝格：简而言之，我认为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的一种特殊变体，在过去的十年里，它已经在英美文化中出现并占据主导地位。 这种女性主义是一种高度个体化的女性主义，它劝告女性个体规划自己的生活，以实现“工作—家庭的愉悦平衡”。它还煽动女性将自己视为人力资本，鼓励她们投资于自己，从而获得权力，变得“自信”。最终，它产生了一种新的女性主义主体，一再要求她完全自理、为自己的幸福承担全部责任。 这种女性主义确实认为工资的性别差距和性骚扰是持续的不平等的表现，因而我认为，这不同于安格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和罗莎琳德·吉尔(Rosalind Gill)所称的后女性主义或后女性主义的识别力。然而，它针对这些不平等所提出的解决措施也是个体化的，比如鼓励女性个体公开反对性骚扰和虐待，但最终忽略了这些现象的结构性基础。因此，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的一种形式，它不仅否定了塑造我们生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结构，而且还抛弃了解放和社会正义等女性主义的关键术语。 贝莱斯：为什么把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解为女性主义的一种形式，而不把新自由主义理解为对女性主义的一种吸纳或殖民，这一点是否非常重要？ 罗滕贝格：尽管一些学者强调不应该把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视为任何形式的女性主义，但我认为将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斥为“虚假的女性主义”或不可靠的女性主义是有问题的，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它假定我们窥知或掌握了女性主义的“真理”，并且可以一劳永逸地界定“女性主义”范畴。就我个人而言，我不想划定女性主义的边界。我认为这在政治上是具有误导性的。 当我们坚持为女性主义划定明确的界限时，这往往意味着女性主义必须(重新)建立在(拥有权利的自治主体的)自由主义观念基础上，我认为强调这一点很重要。这也关闭了女性主义术语向未来的民主争论开放的大门。正如有色人种女性和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者已经告诉我们的那样，任何试图明确定义女性主义的尝试都会导致粗暴的排斥。 换言之，我的研究不仅试图理解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所开展的文化工作，而且试图在政治上对其提出挑战。事实上，简单地否定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低估了它的情感力量：它毕竟是一种“愉悦的”个体化女性主义。正如我的著作试图证明的那样，这种情感力量是培育新女性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主体的一种关键模式。 贝莱斯：你在这本书中提出，这种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概念自2012年左右开始流行，而且有效地取代了“后女性主义”概念。你认为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情形？它是否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危机或随之而来的右翼话语有关？ 罗滕贝格：多年来，我对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崛起的“方式和原因”的思考已经发生了转变。 在2012年，当开始撰写我后来所称的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相关内容时，我们还处于奥巴马时代，那时人们已经对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的“进步的新自由主义”术语耳熟能详。我认为，女性主义的新兴变体及其工作与家庭平衡的愉悦理想有助于传播自由进步的理想，巩固美国仍然在遵循平等的自由原则的观念。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也使我们的生活逐渐殖民化。虽然我一开始认为女性主义是新自由主义殖民化的另一个领域，但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也有一种特定的文化目的：即挖掘主流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潜能，突出自由主义民主的内在矛盾，从而进一步巩固新自由主义。 然而，随着特朗普当选，我们看到新自由主义出现了新变化，其剥去了所有自由主义的虚饰。然而，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仍在蓬勃发展。 甚至在特朗普当政之前，我就意识到，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所做的远远超出了将美国视为自由主义灯塔的假设。实际上，正是在媒体大肆宣传冻卵，以及大批知名女性突然间(或似乎是这样)宣称自己是女性主义者之后，我开始反思自己的观点。 经过多年思考，我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新自由主义实际上“需要”女性主义来化解与性别相关的内在张力。通过借鉴政治理论家温迪·布朗(Wendy Brown)和米歇尔·费尔(Michel Feher)的观点，我不仅把新自由主义理解为一种经济制度，而且将其理解为一种主导性的政治理性，它关注国家治理，又从国家治理迈向主体的内部运作，把个体重新塑造为具备创业素质的、无差别的(即无性别差别的)劳动者。因此，新自由主义理性将经济价值、实践和衡量标准方面的具体构想扩展到人类生活的各个维度，重塑人类主体并将其转变为无差别的人力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