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4；B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9)05-0013-17 从希罗多德和司马迁的纪事书中可以看到，致力于认识邻人的秉性是一个政治体成熟的标志之一。自18世纪欧洲思想家知悉中国以来，认真下功夫研究过中国文明的欧洲大思想家(而非汉学家)屈指可数：从莱布尼兹(1646-1716)、黑格尔(1770-1831)、韦伯(1864-1920)数下来，恐怕就得直接数到沃格林(1901-1985)了。 欧洲的汉学家很多，但他们未必对欧洲文明的历史命运有自觉的承担意识。换言之，欧洲的思想大家关注中国文明，为的是更好地肩负起传承欧洲文明的历史使命。有人会说，欧洲的思想大家对中国文明的理解远不如汉学家。但我们更应该说，他们理解中国文明时的问题意识远比汉学家深切，从而也更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毕竟，我们迄今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从事比较文学或比较文化研究究竟是为了什么？ 沃格林自觉肩负起传承欧洲文明的历史使命体现于他用上了自己整个后半生的智识心力与灵知主义缠斗。但要认识这一点，我们至少面临三个方面的困难。首先，沃格林的探究基于大量思想史文献，他亲自阅读过这些文献，要判定他的论断是否恰切，我们就得阅读他读过的那些原始文献。 第二，沃格林至少三次调整自己的思考视角，修改自己的基本观点。换言之，沃格林探究灵知主义的过程，同时是认识自己的过程。一个热爱智慧者在哲学探究过程中若不是同时在澄清对自己的灵魂的自我认识，就算不上真正的热爱智慧。 第三，沃格林针对西方历史上的灵知主义展开的现象学分析具有相当艰深的思辨品质，它基于对胡塞尔的纯粹意识现象学的批判性改造[1](P90-94)。在《论意识理论》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一个关键性句子： 最终，我们与一个超越了的意识的世界联系在一起，而且是以对它的对象性的知晓这一神秘[相联系]；现象学尚未照亮这一关系，却只是“从外部”描述过它。[2](P52) 《论意识理论》以下面这句话结束对“意识哲学”的沉思： 自我论界域的基础主体性，作为胡塞尔哲学不容商榷的最后通牒，是精神层面虚无主义的症候，它作为反动虽仍有其功绩，但也仅此而已。[2](P63) 如果我们没有跟随沃格林进入他曾深入过的灵知心性现象学思辨的纵深，那么，我们断乎不能理解他在自己的探究历程中获得的灵魂觉悟。 沃格林关于灵知主义及其与西方政治史之关系的最终看法，见于“秩序与历史”的第4卷《天下时代》(1974)[3]。该书与“秩序与历史”的第3卷《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1957)相隔足有17年之久，出版时沃格林已经是70岁出头的老翁。《天下时代》开篇第一句即宣称，此书“背离了我曾经为‘秩序与历史’设定的计划”。如英文版编者所说，读者“不难想象，此言一出举座皆惊”[3](P3)。到了这把年纪，沃格林还在修正自己，并未故步自封，可见他颇为自觉地以古希腊贤人梭伦为榜样：“吾老来为学逾勤”。 一、灵知主义与西方文明的历史嬗变 搞清灵知主义及其与西方文明历史嬗变的关系，并非沃格林在年轻时就有的哲学抱负，尽管他很早就对思想史上的“灵知”现象和与此相关的政治宗教问题产生了兴趣。按沃格林自己的说法，早在18-19世纪之交的欧洲思想界，“灵知主义从古代到现代的连续性”问题就已经成为话题，绝非他的发明。而直到写作《新政治科学》(1952)和《科学、政治和灵知主义》(1959)，他才专注于灵知主义与现代现象的关联[1](P86)。我们知道，沃格林这时已经50岁出头，在此之前，他的学术关注点一直游移不定。 1940年代初，移民美国的沃格林接受了一份稿约：写一部大学教科书《政治观念史》。受韦伯和斯宾格勒影响，青年沃格林把人类各大文明的历史比较视为首要的时代问题，毕竟，这也是18世纪以来形成的欧洲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因此，在写作教科书《政治观念史》时，沃格林注入了自己对西方政治观念历史嬗变的独特理解和问题意识。 5年之后，《政治观念史》已经接近收尾，沃格林猛然意识到，即便卷帙浩繁，陈述政治观念的历史也无法澄清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尤为重要的是，沃格林还意识到，“观念史这个概念乃是对实在的一种意识形态扭曲”，毕竟，“并没有什么观念，唯有表达直接经验的符号”[1](P83)。 不仅如此，如果说世界历史有一条线性发展模式的史观是荒谬的，那么，政治观念的历史有一条线性发展模式的史观同样荒谬。要深入探究历史上的政治观念，就必须与历史中具体的政制嬗变联系起来。 沃格林毅然撇下长达4000多页的《政治观念史》成稿，开始撰写多卷本“秩序与历史”系列，以探究人类文明的“历史意识”。当然，沃格林并不认为，写作《政治观念史》是白费功夫，毕竟他由此熟悉了思想史上的大量原始材料[1](P98-103)。 实际上，沃格林终生都没有离弃“观念史”。毋宁说，他逐渐意识到，必须先澄清“观念”赖以形成的意识结构本身，才能把“观念史”的问题看透。但要搞清人的意识结构，就非得对意识现象本身做深入的现象学分析不可[2](前揭，P450-451，P454-474，P484-494)。 如今我们看到的“政治观念史稿”从希腊化时期开始，不过是因为沃格林把此前的材料用来构筑“秩序与历史”系列的前三卷[4]。按原定构想，这个系列的后三卷分别名为《帝国与基督教》(中世纪)、《新教的世纪》(近代)和《西方文明的危机》(现代)。可见，“秩序与历史”系列起初仍然带有思想史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