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9)04-0001-11 如果说，五四前后的东西方文化论战，东西方文化的异同与价值判断问题之争，是在文化理论层面上展开的，那么，开始于1920年代后期，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在政治经济学层面上展开的，要搞清的是亚细亚(东方)社会历史的性质问题。这个话题原本是从苏联理论界那里直接承接过来的，而苏联的相关讨论一开始就带上了政治思想宗派斗争的强烈色彩。 在中国，随着与苏联关系的起伏变化，讨论的理论取向也有变化。但在总体的价值取向上，是以斯大林所整理表述的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为指导，以寻求人类社会发展共同规律为最终目的，将中国及东方的社会历史纳入统一的模式序列中加以定位和解释，强调东方与西方一样，都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进程中。这就使得“亚细亚生产方式”在原始社会或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的性质上得到解释，从而消解、否定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本身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的存在。此前有不少论文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研究领域，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及其论争做过不少探讨与论述。现在，从中国的“东方学”特别是“理论东方学”的角度，还有必要对此问题再做探讨，以见出这个旷日持久的争论的时代背景、性质、经验教训以及对于中国的东方学学术史的意义与价值。 一、“亚细亚的”论争及国际背景与现实语境 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证是从苏联那里承接过来的。19世纪至20世纪初，在西方(西欧)资本主义的冲击下，俄国怎么办，俄国社会往哪里发展，一直是有思想力的人紧张思考的一个问题，并由此先后产生了西方主义、斯拉夫主义、欧亚主义、共产主义等思潮和运动。对于俄国革命而言，现代西方的唯心主义哲学不能解决现实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实的哲学、革命的哲学，对俄国革命具有重要的参考与指导意义。于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最先在俄国得到高度重视、在俄国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被解读最多，影响最大。不同的人从自己的立场角度出发做了种种解读，并由此产生了分歧与论争，而在如何理解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上，分歧与论争最为突出，并对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1907)一书中，最先把“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一个概念，并做了解释。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社会经济形态演变的几个时代”，其中的“亚细亚的”指的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类型，它与西方社会中的“古代的”“封建的”是并存的经济发展类型。[1](178)接下来，苏联学者马扎亚尔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1928)一书中，结合农村中国研究，进一步论证、发挥了普列汉诺夫的观点，认为直到西方入侵之前，中国“没有存在过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而一直是一个“独特的亚细亚社会”。[2](26-41)与此种看法不同，列宁在《论国家》(1919)的演讲中指出：“世界各国所有一切人类社会数千年的发展是这样向我们表明这种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常规性和次序的：起初是无阶级的社会——父权制原始社会，即没有贵族的原始社会，然后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继这种形式之后的是另一种形式，即农奴制……后来，在农奴制社会内，随着商业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出现，随着货币流通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级，即资本家阶级。”[3](45～46)1938年，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4](137)这种观点成为关于这个问题的官方权威话语。从此，在这种论述中，特别是这五个阶段划分中，马克思说的“亚细亚的”被去掉了，东方与西方完全被合为一谈。在奉行这个公式的人看来，全人类各民族各国家都是按这个公式来创造和发展历史的，只有合乎这个公式才算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否则就在规律之外。斯大林去世后，在反思斯大林主义的1960年代时，苏联学者瓦尔加曾写下这样一段话：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问题对于中国具有科学的和政治的战略意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反对者宣称，谁不承认二十年代中国的社会制度为普遍封建主义，谁就是政治敌人(其中包括我)，正是他们阻碍了对这些重要问题的研究”。[5](57) 当时，由于马克思相关著作整理翻译的不足，特别是对说明“亚细亚的”概念至关重要的《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一译《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还没有整理出版，人们无法全面了解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的”看法，无论苏联还是中国，许多人都相信五阶段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所以就一定要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序列中来解释“亚细亚”的性质及东方社会。在一些人的意识里，东方及中国若没有经过西方式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然后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不合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是东方社会的一种“发育不完全”，是一种社会发展中的“缺陷”。而且，当时站在“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立场的俄苏的理论家们，因主张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性和苏联的领导地位，所以不能容忍“亚细亚社会特殊”论或“东方(中国)社会特殊”论，他们需要在理论上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切亚洲国家都纳入他们的理论体系中，于是对亚细亚特殊论进行了否定和批判，这方面的理论主张者包括杜波洛夫、约尔克、歌德斯等。他们给“亚细亚的”或东方社会加上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之类的性质判断，或者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作是奴隶制与封建制的混合物，而一旦加上了这样的判断，作为一种独特社会形态的马克思的“亚细亚的”或“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就被取消了，“东方社会”或“亚细亚的”独特视域就被掩蔽了。 在中国，1927年以后由于国民革命的挫折失败，整个国家处在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这促使一些理论家坐下来思考建立何种社会制度的问题，因而也就自然要对以往的社会做出阶段划分，对其属性做出判断与解释。而且，在中国以往的历史观念中，对历史阶段划分的基准是王朝的更替，不可能以“世界历史”的意识对不同的历史阶段及其属性做出理论概括。占统治地位的儒家的所谓气运盛衰的循环史观，只是一种经验性的概括，无法深入解释历史与社会的演进。20世纪初，经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中国，处在西化、俄国化的大背景下，处在东方—西方、亚洲—欧洲的文化参照系中，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以中国历史解释中国历史了，而必然要用外来的、西方的社会历史来对照、解释中国社会历史。而在西方的历史观念中，像意大利维科在《新科学》中提出的“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法国孔德提出的“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或抽象阶段—科学阶段或实证阶段”之类的人类历史发展三阶段论，因为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论的局限性特别是唯心主义哲学的局限性，对东方及中国社会阶段的划分与命名几乎没有多少参考价值。只有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主义出发，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生产方式的研究入手，致力于探索包括东西方在内的社会历史现象与规律，尤其是关于东方社会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对认识东方及中国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这一点，在1920年代后期被中国学术思想界普遍认识到了。因此，怎样运用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认识和解释东方及中国的社会历史，就成为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个焦点问题。
